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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暴秦直至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中国经过其间连续近600年的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处于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其时，有一项最重大的要素，决定初生的华夏汉帝国对匈奴帝国的战略和外交：与匈奴相比，汉的战争实力显著羸弱。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的约70年里，汉帝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它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便不遭到强大凶猛的匈奴帝国的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无疑，在广义的战略形态和精神气质上，“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是“孙子”式的。但从事后来看，这也可以被称作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式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至最终决战决胜，击毁作为大帝国的匈奴，永久结束它对汉帝国乃至华夏的近乎致命的威胁。“防御外交”的开启
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里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还有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匈奴有其在史籍上被含混地称呼或宽泛地界定的祖先和亲族：《史记》所说的山戎、猃狁、荤粥，商人所说的鬼方、混夷、獯鬻，周人所说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等；也有史学家将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的异民族统称为匈奴，其起源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经过多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可以说，至少从“华夏盟友”襄助西夷犬戎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开始，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或帝国进行了长达七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七个世纪里，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胜，游牧蛮夷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农耕华夏则有过寥寥数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215年，蒙恬率军30万大规模远征，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至如《过秦论》所言：“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史记·匈奴列传》）不仅如此，前不久创立的正式的匈奴国家在雄才大略、凶猛无情的冒顿单于统领下，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发动急剧的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同上）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战略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20余万征伐匈奴。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凭天才谋略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史记·匈奴列传》）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了一种“孙子”式的外交防御，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它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一是和亲：“以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二是朝贡：“（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货）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或可曰军事实力劣势规定的“孙子”式外交，同时也是“国家理由”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因吕后的亲情而打了个“兵不厌诈”性质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高祖）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和平时代由此开始，“冒顿乃少（稍）止。”（《史记·匈奴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