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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爽（左一）带领学生在耶鲁大学美术馆 （Yale University Arts Gallery） 观摩周代青铜铭文，中间讲授者为耶鲁大学美术馆亚洲艺术部主任江文苇博士（Dr. David Ake Sensabaugh）“我一直在思考，在传统的人文社科课程以外，如何能另辟蹊径让多元文化背景的本科学生了解古代中国？”二月末的一个上午，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博士后傅爽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时这样说。傅爽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去年刚刚取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
中文书写让人爱恨交织
今年春季学期，傅爽负责教授一门耶鲁本科生的课程。她最后定的课题是“中国内外的书写文化”（Textual Culture in China and Beyond）。“这个只是原定题目的副标题，其实原来的主标题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但是因为耶鲁网上选课系统对字数有严格限制，就删掉了。”傅爽原设的主标题为“书写，让人爱恨交织” （That Wonderful, Painful Thing Called Writing），灵感来自她在美国教中文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对美国学生来说，中文是最难学的外语之一。很多本来雄心万丈的学生在选课一两周后就沮丧地退课了，原因就要有两个，一是发音中的四声非常难以掌握，第二就是汉字对他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不可思议地美，也不可思议地难；很多学生觉得写汉字的感觉非常“酷”，但也不乏有人抱怨学写汉字令人痛苦——这就是学习者对中文书写的爱恨交织的情绪呀。”傅爽开书写文化课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探索让他们既爱且恨的方块字所承载厚重文化，以及这种独特的书写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塑造，对中国及至汉字文化圈的影响。
与实践结合，予教于乐
傅爽设计这门课的另一个动机源自她对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和教学方法的重视。以古代中国为对象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历史、宗教、考古、艺术史等几大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这个传统的院系和学科划分规范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本科课程的设置。“我这门课的主题就是‘书写’，对应着英文的writing. Writing这个词有多层含义， 可以指被写下的文字，可以是笔迹，可是指一个抽象的文本，也可以是一个有实际物质载体的文书（比如敦煌残卷），也可以是导致文字文本产生的一种人类活动（包括当然又不仅限于文学创作活动）。很明显，这个主题与多个人文社科领域相关，把这门课仅仅归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学科，都是不合适的。”
简单来说，傅爽开设的课程关注的是文本生产、承传、接受和管制的物质过程和思想活动，以及这些过程和活动的相互作用，教学目标之一是让学生了解以汉字为书写符号的文本是如何被制作又如何被理解的。该课程的内容设置涉及到一些专门性很强的领域，比如中国书籍史（book history）和写本学（manuscript studies）。而美国大学设置的与中国相关的本科课程，对学生的中文水平和对中国历史背景的了解都不做任何要求，可以面向任何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设计和教授这样一门课的确是一个挑战，但如果方法得当，不代表无法成功，”傅爽信心满满地说，“我的教学方法之一是重视抽象知识和实际经验的结合。”比如在教授“文本制作的物质方面”这部分内容时，傅爽开始什么也不介绍，直接在课堂上摆出竹简、丝帛、和各类宣纸，备好纸墨，让学生随便写。“不要低估学生的体验和领悟能力，他们在实际的书写环境中造自己体验了物质材料和工具对书写活动的影响和制约。不用我讲，他们已经自行猜测出，笨重的竹简必然是最早的文字载体，丝帛轻便比较结实，但造价太高、无法普及，所以必然被纸张所代替。而汉字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书写顺序，也是被竹简所塑造（竹片细长；史官左手执简右手书写）。”
再比如在讲授书籍形制之前，傅爽带领学生在耶鲁大学美术馆（Arts Gallery）观摩了一份敦煌卷子。这样学生们就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唐代最主要的书籍形式是纸卷。在上课时傅爽给同学看了范冰冰版武则天剧照，看到唐代女皇看线装书，学生们指出：“这个不对，因为唐代人看的应该是纸卷！”
把流行文化作品作为探索古代文化的起点
给古装电影视剧再现的历史细节挑错，是近几年来很有人气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古代文学文化史专家，傅爽对这个文化现象也非常感兴趣。与傅爽研究和教学兴趣最相关的是最近与“书籍史”相关的一些讨论，比如热播剧《武媚娘传奇》引发了有关“唐朝女皇看明代线装书”的吐糟，还有人批评连制作精良的《琅琊榜》也出现了“线装书乱入”的时代错误。
谈到对“观众挑错”的看法，傅爽表示，这首先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现象。以前观众给古装剧挑战主要停留在批评剧组不够敬业的层面，常见的问题是道具穿帮和前后不统一。这类错误在剧组提高敬业态度的前提下，是可以完全避免的。“现在我很高兴看到观众已经开始反思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接受的困难和盲区。现代人倾向于把历史看成本质上不同的层面在一个单一平面上投影的生硬累置——这在一个有着悠久、复杂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 傅爽觉得电视剧《琅琊榜》对中国古代书籍史杂糅式的呈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琅琊榜》的历史设定为南朝萧梁时代，也就是六世纪上半期。这一时期纸已经基本取代了竹简木牍，成为了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线装书则是在明代中期印刷书籍在大众中流行之后，才成为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这时已经距离萧梁灭亡近一千年了。”在这部电视剧中，同时出现了简牍、纸卷和线装书种多种书籍模式。与其把类似的年代错误归于个别剧组的粗心或“没文化”，不如把它理解为一种历史接受模式的表现，而这种模式在当代中国非相关专业背景的广大人群中具有普遍性。
傅爽认为，批评现代人无法把历史还原为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复杂而包罗广泛的整体，不免过于苛刻。“何况大家都是‘术业有专攻’嘛，能把《琅琊榜》表错的书籍史说得头头是道的人，未必能将《明妃传》反映的汉服史说出一二。”同时，傅爽表示，虽然 当代流行文化对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误导不容忽视，但流行文化也像是一个放大镜，把我们面对历史时的茫然，以及历史投影在当代时空产生的盲区，以夸张的方式折射出来，让人无法回避。“比挑具体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对现代思考方式的反思，和对一个永恒问题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和历史对话？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我们又应该如何来了解历史中的自己？”在电话采访结束之前，傅爽这样说。
受访者简介：
傅爽，北京大学学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现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博士后、东亚语言文学系讲师。她一直致力于中国中古（三国至唐末）时期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专攻领域为敦煌吐鲁番写本学，同时对书籍史和妇女史涉猎颇多。她目前的研究课题为“唐代妇女的读写实践” （Women’s Literacy Practices in the Tang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