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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句诗，是我国源远流长、浩如烟海的古代诗苑文献中与众不同的奇葩。
集句诗滥觞于西晋初年，傅咸就有《七经诗》之作。他从《尚书》《孝经》《论语》《毛诗》《周官》《周易》《左传》七部儒家经典中撷取只语片言，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凑合而成七首形似《诗三百》的四言诗作，以适应其时宣扬伦理名教的需求。其实，只是用诗歌模式的说教讲义而已。昙花一现，如同过眼烟云。《南齐书·文学传论》对其一笔带过。七八百年过后，古今诗苑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花团锦簇，蔚为壮观。石延年、胡归仁“以文为戏”，以集句诗为谐谑调笑之资，终以“无复佳作”而阒寂无闻。刘攽比之“譬如蓬荜之士适有重客，既无自己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贷于人，收拾饾饤尽心尽力，意欲强学豪奢而寒酸之气终是不去；若有不速排闼而入，则仓皇败绩矣。非如贵公子供帐不移，水陆之珍咄嗟而办也”（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引）。黄庭坚一言以蔽之，“正堪一笑”（《后山诗话》引）。直至王安石弃政归林之后创作了不少集句诗，“如出一己”，才令人刮目相看，耳目一新。王安石学力至到，天姿殊绝，猝然之间，不劳思维，顷刻而就，词意相属，晚年孤寂落寞的心志跃然纸上。即令代人立言，如《胡笳十八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如蔡文姬肺肝间流出”（《沧浪诗话·诗评》）。以此，王直方谓“荆公始为集句”（《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引），不无道理。《黄氏日钞》卷六四盛赞其“集句诸作虽似剧戏，其巧其博，皆不可及”。随后孔平仲、葛次仲、林震、释绍嵩等相继有作，开疆拓宇，作过不少尝试和探索，并有专集问世，但就影响来说都赶不上文天祥。文天祥生活于宋元易代之际，饱经沧桑，历尽磨难。及其身陷囹圄，“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对杜诗心融神会，若合符契。用他《集杜诗自序》里的话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心有灵犀一点通，超越时空，杜诗竟成了浇自己心中块垒的载体：“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如此质的飞跃，使之具有杜诗同样的“诗史”价值。这就无怪乎《四库全书总目》设有专门条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宋代文学史》作了长篇论述，为之赢得一席之地。
“集句”之目，始建于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其实，它既不同于以时而论的“建安体”“永明体”“江西宗派体”，也有别于以人而论的“陶体”“谢体”“少陵体”“王荆公体”“杨诚斋体”，也不能与“选体”“玉台体”“香奁体”“宫体”相提并论。循名责实，集句诗只是旧时代作诗方式之一。专指撷取前人现成的诗句组合成长短不等的一首或多首诗作。以此，不为诗家所重，黄庭坚谑称之为“百家衣”，并非无故。
金元以还，诗词称雄的地位渐次为戏曲小说所取代。集句诗似乎就此销声匿迹。其实不然，薪火相传，代不乏人。
尽管集句诗早就流播周边邻邦，但在国内文献整理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台湾个别学者开始作了简略的介绍。70年代，台湾学者裴普贤《集句诗研究》及其续集的先后面世，起到了褴褛开疆的作用。随后，大陆也有零星的短论发表。特别是宗廷虎、李金苓《中国集句史》，从修辞学的角度揭示了集句诗发展的个性特点，并就其内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终究视野不够开阔。有鉴于此，张明华君在盛世修典之风的感召下，组织团队，以集句诗为课题，群策群力，从搜集整理文献资料入手，从文献学的角度，对两宋、金元、明清集句诗的特点作了分析和概括，并揭示其发展的总体趋势与规律，兼及集句诗理论的发展与创作之关系，撰成《集句诗嬗变研究》的书稿，问序于我。韩愈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自度于集句诗所知甚少，愧不敢当。随后，明华君又以《集句诗文献研究》书稿见示。近二十多年来，我正致力于魏晋以迄晚唐五代文学文献整理，艰苦备尝。读过明华君等两部书稿，其爬罗抉剔、刮垢磨光、考订辨误、纠谬是正之艰辛，感同身受。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深为感佩，可喜可贺。
千帆先生告诉我们：“文学研究，应该是文献学与文艺学最完美的结合。文学研究首先要有文献学作基础，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反过来，如果你搜集了许多材料，也注明了作品中所用典故，却不能真正理解作品，不能从材料中挖掘出其历史内核，参不透作品的艺术本质，捕捉不住作品中作家的心灵跃动，那你的研究仍难以进入较高的学术层次。所以，我们提倡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完美的有机结合。”（《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119、200页）当然，就研究者而言，可以分工合作，有所侧重而不强求同步。卷帙浩繁的《集句诗文献研究》和《集句诗嬗变研究》的问世，为全景式展示集句诗发展历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础石，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足资参考的资料。至于知人论世，对各代名家、专集进行具体而微的分析评价，从而作出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尚待学者方家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