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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帖子，名为“你最想生活在哪个朝代”。据说，参与回答的人士大都选择了宋朝，理由是，宋朝是一个富庶的朝代，社会开放，商业发达，市民的生活丰富多元，有着浓浓的市井味。而且，宋朝最适合文人生活，因为朝廷重文轻武，皇帝对文人轻易不加责罚，文人的幸福指数达到了历代之冠。
在宋朝的全盛时期，不仅辽国的皇帝耶律洪基“尝以白金数百，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甚至有不少日本女子慕名前来中国，“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以改良种族。
那么，宋朝究竟好在何处，会让时人倾心，会让后人仰慕呢？“宋粉”吴钩在他的新著《宋： 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是这样介绍宋朝的：首先，从生活方面看，宋朝人精于生活审美，他们爱美食，爱游乐，爱运动，爱宠物，爱打扮，爱鲜花，爱一切与美、与享乐相关的人、事、物。
从社会方面看，宋朝有着许多宜人宜居的城市，有着许多好玩的瓦舍勾栏，有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和盛大、隆重的节日盛典，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市民文化，到宋朝才真正发展起来。
从经济方面看，宋朝号称是一个“全民皆商”的时代，可谓经济发达，商业繁盛，即以唐宋两朝作比较，唐朝被称作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但其年铸币量却远远低于宋朝，在经济总量方面，更是与宋朝相差甚远。
从法政方面看，宋朝的政治体制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皇权受到很大限制，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均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可以说宋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契约化的时代。
吴钩把宋朝称作“现代的拂晓时辰”，他主要从细节方面一一罗列出一个人生活在宋朝的种种好处。在他笔下，宋朝的城市已经不是由“城”而来的具有封闭性的、人力规划、官治等特点的传统城市，而是由“市”而来的具有开放性的、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等特点的新型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出现了由富商、店主、小商贩、手艺人、艺人、破落文人、市井小民、雇工、流民等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形成了富有市井气息的市民社会。这些职业不同、身份各异的人们，一方面努力挣钱，另一方面则尽情追求物质生活，他们频繁地出入于各种娱乐场合，享受富裕带来的生活便利。
正是在两宋时期，宵禁制度被正式突破，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原始的自来水网络、日报、“灯箱广告”、印刷品广告等各类新生事物，与之相关的法律契约也开始渐趋完善。而许多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见识到的日用小商品，居然在十世纪前后的宋朝即已出现，更让人不能不叹为观止。
说实话，吴钩对宋朝屡创世界第一的论述固然令人振奋，也改变了我们对宋朝“积弱积贫”的一贯印象，但他通过翻检、对照各类有关宋朝的史料笔记，得出的如果没有出现元代以降的复古回潮，宋朝完全有可能直接过渡到发达的工业社会的结论，却不免让人起疑。
众所周知，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原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早期盎格鲁人的“贤人会议”，形成政府依约而治的雏形，到英国《大宪章》的确立，用以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直至“光荣革命”正式将国家权力由君主移交到议会——资本主义有着一套自成一体的文明基因，而它们在西方社会的逐渐普及，亦主要得益于基督教新教派生的文化运动以及启蒙主义运动的广泛传播。
相比之下，宋朝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皇权传统，其本身也依然是一个专制的皇权社会，尽管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的专制是相对温和与开明的，但那不过是农耕文明所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与现代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个人以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宋朝或许的确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朝代，但就文明的本质而言，宋朝的文明依然是农耕社会的文明，宋朝的繁荣依然是农耕社会的繁荣，宋朝人也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公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吴钩将“太祖碑文”比之于英国《大宪章》已是强作解人，他将“通贤共治，示不独专”的近义词说成是“共和”，反义词说成是“专制”，当更属自作多情。
历史其实是不容假设的，但将宋朝视作近代中国的开端，毕竟还是有些过于乐观。诚如吴钩本人所言，他以细节论述宋朝的“近代化”，并非“故作惊人语”，也不是为了扭转人们对宋朝的成见，而是换一个视角重新观察宋朝，发现宋朝——若站在这个角度上说，吴钩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