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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故国之思的不同表达
——以吴伟业《圆圆曲》《秣陵春》和孔尚任《桃花扇》为中心
李玫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别号灌隐主人、大云居士等。先世居昆山，其祖父始迁居江苏太仓。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他们二人都是清代初年重要的剧作家和诗人，不同的是，吴伟业以诗胜，孔尚任以剧名。之所以将这两位年岁相差近四十年、籍贯居里南北异域的作家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他们二人都以表现故国之思和兴亡之叹的作品闻名于世。不过，同是表现故国之思，他们在表现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也许正是这种差异，他们的文学创作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影响也不同。同为朝廷官员，吴伟业没有因为其大量追怀故国往事的长篇叙事诗遭到麻烦；而孔尚任的《桃花扇》一剧，却让他无奈地罢职回乡。吴伟业和孔尚任的人生经历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吴伟业比孔尚任早生三十九年，亲身经历了由明朝入清朝、改朝换代的历史巨变；而孔尚任出生在清代顺治五年，他记事时，清朝大局已定。在作品中抒发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反而是生长在清朝的孔尚任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强烈。究其原因，应是复杂而微妙。概括地说，既是二人处境、经历的不同使然，更是性格以及文学个性的差异所致。本文重点对二人剧作及诗歌中所抒发的兴亡之叹的不同特点作些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