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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别唐宋
理趣风神半步遥，判然唐宋味难调。
腻于濡染情须老，费尽炉锤韵已凋。
哪有从容卑格致，更无妙曼续宗祧。
辟开蹊径裁心物，解作新声别样娇。
诗别唐宋，为历代谈艺者雅道。严沧浪所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之说，开其端绪。此后众家每有评说，或承或逆，或衍或简，率无出此义者。
盖唐人以感性直观呈现情志，能入其境而见其情，出其味而生其致；宋人以理性抽象还原情志，每临其境而作其意，析其理而辨其趣。此唐宋之别，于诗可鉴。
钱钟书欲和其端而同，以为：“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似此以风格辨名相，未尝不可，亦别有新意。然以柯山、白石、九僧、四灵侔于少陵、昌黎、香山、东野，未免不伦不类，引喻失义。有燕雀与鸿鹄齐飞，瓦釜共黄钟一调之嫌。终非确论。
实则唐宋之辨，或有高下，亦须因具体情形而定也。宋人承唐之后，神韵情致无出唐之望，而另辟蹊径，别裁理趣，是宋人之创新求胜也。江西诸人，虽言必有典，而志必求新；上乘以学助诗，下品因奇设韵；要之无他，为不拾牙慧也。
唐宋之别，由下驷对上驷，难得分明；必上驷对上驷，中驷对中驷，乃见其要。
以乐天、东坡为比。
白乐天“长恨春归无觅处”，正是人在画中游，画与人同调，不知转入此中来，人画如一，浑然两忘。相比之下，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框前赏画，虽精确传神，终究详审细描。人境疏隔，乃理智中西湖之美，非感遇中西湖之致也。
继以韦应物、苏舜钦为比。
韦应物“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实为写意。春潮带雨，舟自横，是真无人。空明澄澈，不需描述。我即是景，景即是我。幽草深树，更属呈现，全然感性遇之。郁郁氛围之中，能感而不能说，此正言外永味之要也。
苏舜钦“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实为白描。“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诚真细腻精确之至也，然依旧画也。信笔作画，涂抹勾勒，精工细描，功力非凡。“看潮生”，只此“看”字，更将人境剥离，惟从潮外，始见潮生。若因潮内，是感潮生，何见之有？且惟其远，始见得真切；惟其真切，始刻画精确。此精确，亦宋诗炉锤之优势也。
要之，唐诗，先融情于物，与物浮沉，是情景交融，神会感同，此所谓意兴也；宋诗，必别心于物，与物参校，是抽象明辨，理切词精，此所谓理趣也。
唐宋之别，于人而言，无所谓高下；于诗而言，或略得其优劣。盖诗以情感人为正格，以理服人为变格。人之本能，多善感于情而疏昧于理。故誉唐而略诋于宋，亦人情之常也。
然宋诗于唐之后，别开生面，能又树一帜，殊非易事。且精确明晰，能从勤勉中得，故每为初学者所好，亦势理之常也。
习作鉴赏，各有所宜。深究意兴理趣，穷推唐宋之别，又专家之学，实非初学者所雅道也。
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