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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起源
词的起源，与音乐密切相关，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出现的一种音乐文艺，这是词学研究中关于词的起源的主流意见，但也不断有学者提出反思和质疑。事实上，词的起源，可说是词学研究中的千年学案，我们期待着有新的出土材料和新的思路能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所突破。目前只能仍按主流意见去了解关于词的起源的相关问题。
词的原名是“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曲子”是指音乐而言，从前也有叫词为“曲”、叫词为“子”的。现在词调里有“更漏子”、“南乡子”，就是“夜曲”、“南方曲”的意思。
因为词是配合音乐的，所以它是“乐府”诗的一种，扩大地说是诗歌的一种。但是词与诗又不同，词是配合音乐的，诗却不一定都配合音乐。从汉代开始有乐府，乐府最初是政府设立的音乐机构的名称，后来从音乐机构变为一种诗体的名称。在汉代有汉乐府，魏晋南北朝也各有乐府；词，可说是唐宋时代的乐府。如苏轼词集叫《东坡乐府》，贺铸词集叫《东山寓声乐府》。
词又叫“长短句”，长短句是词的形式的特点之一，而这也与音乐密切相关。词所配合的音乐主要是当时的燕乐，“燕”就是“宴会”的“宴”，因为它最初流行于宴会，燕乐是隋唐时代最流行的音乐。它由“胡夷”、“里巷”两种乐曲组成。“里巷之曲”，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民间流行的乐曲；“胡夷之曲”，是当时从新疆、中亚等边疆地区和其他国家传进来的。乐府诗也可倚声歌唱，为什么它们是齐言的，唯有词是长短句的呢？是由于这些外来音乐的旋律复杂、声调变化多端，那种字数固定的五、七言诗不容易与它密切配合，于是配合着新的音乐，词就变成了长短句。
词在形式上的另一个特点是词有调名。有的词，只有调名没有题目，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有的词，调名下面另有题目，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调用来规定这首词的音律，所以每个词调的字数、字声、用韵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变。并且不同的词调形成相对固定的声情色彩，如《贺新郎》的词调是慷慨激昂的，与“新婚燕尔”的感情不相干，所以不能拿了这个词调去填祝贺结婚的词。也不能用《千秋岁》来填祝贺生日的词，因为这个词调适宜于表达悲哀、忧郁的情感。秦观在贬谪途中填过这个词调，里面有“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之句，后来秦观死在贬所，他的师友苏轼、黄庭坚等就用这个悲哀的词调填次韵词来哀悼他。再如《寿楼春》，也多不能用作祝寿之词，它的声调也是悲哀的，史达祖就有悼亡的《寿楼春》词。
词根据篇幅的大小，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这是明代顾从敬《类编草堂诗余》的分法，至于按照字数区分，那更是到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去了。这是在音乐没有留存的状态下一种比较简便易行的办法，有它的道理，但又过于绝对，因为有字数很长的令，也有很短的慢。又比如《雪狮子》，同一个词牌有８９字的，也有９２字的，那么该归于中调还是长调呢？事实上，令、慢的区别本质上还是在于音乐的不同。
宋词的曲调，按照音乐上的不同，分为令、引、近、慢。令词之称，出于唐人酒令，用短歌短舞来作为酒宴助兴，令就逐渐成为词曲中短章的一种泛称，所以令词一般调短字少，而凡是小调短曲也就概称为令了。令词大部分出于时调小曲，但也有部分出于大曲。小曲和大曲的区别在于，大曲是唐宋时期的大型歌舞曲，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组成，而小曲是单支的曲子。当令词出于大曲时，往往就调长字多，如《花草粹编》所记载郑意娘《胜州令》，竟多达２１５字。如果单从字数来说，显然应当归于长调，但它仍然是令词而不是慢曲，因为它的音乐是令曲。令曲的特点是节奏较快，与节奏散缓的慢曲子不同。许多令曲另有同名的慢曲，比如柳永有我们所熟悉的《八声甘州》，又有《甘州令》；李清照有著名的《声声慢》，而俞克成有《声声令》。这些令曲与它同名的慢曲相比，字少而调短。近与引两类曲调，其长短、字数大多介于小令与慢词之间，后来被视为中调，但也不是绝对的，如苏轼《华清引》只有四十字，关键还是它们各有其音乐上的特性。
慢是慢曲子的简称，与急曲子相对而言。属于慢曲子的词调，一般在调名上标明为“慢”，以便与同名的急曲子相区别，如《浣溪沙慢》、《卜算子慢》。慢词一般字多调长，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长调都是慢曲。词调的长短是按照各调的字数多少来分，曲子的急、慢是按照音乐节奏来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因为现在音乐大多失传了，我们只能通过字数来做大致的区分，但从观念上说，如果认为词中凡短调都是令曲，凡长调都是慢曲，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在读作品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但是为了分类研讨的方便，本书还是以５８字为界，分为小令和慢词两个部分，但我们在观念上一定要清楚，这种分法是有问题的，词的分类关键在于音乐的不同而非字数的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