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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橘颂》
林庚
《九章》里以《橘颂》的体裁最为别致，《九章》之名本是后起的，所以它们原不必有一致之处。《橘颂》非特在《九章》里体裁特殊，而且这个体裁又正是最近于《诗经》的一体，如《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岂不同于：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所不同的，这里《诗经》要两句才合得《楚辞》一句。其实在《楚辞》里即使最短的句子与《诗经》相较也往往会长出一倍来。如：
风飒飒兮木萧萧，
思公子兮徒离忧。
岂不相当于：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
云胡不喜？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岂不同于“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吗？而关于《九章》里屈原作品的辨证，《橘颂》又正是其中的一个难题。因为真正屈原的几篇作品，如《抽思》《涉江》《哀郢》《怀沙》都有标题，有乱辞。而被认为是摹仿屈原的几篇作品，如《惜诵》《惜往日》《思美人》《悲回风》，都既无标题，也无乱辞。而《橘颂》恰好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是有标题而无乱辞的。那么，它到底是否屈原的作品呢？
以有无标题来说明是否屈原的拟作，本不失为一种见证。《诗经》里若《正月》《抑》之类都可以算是长篇作品，然而都没有标题。可见屈原乃是第一个人改变了《诗经》无标题的方式为《楚辞》有标题的方式。屈原之创造了标题的方式，正如同屈原之创造了《楚辞》的形式。屈原之后，标题的方式比《楚辞》的形式采用得更广泛，直到晩唐才偶有所谓《无题》的诗篇，那又是另一番意义了。屈原之所以采用标题的方式也正如它采用《楚辞》的形式，都是受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影响，而屈原则是第一个人把它运用到诗篇上。屈原之后，诗篇几乎便都有了标题，如《荀子》的诡诗等，我们因此自然不能说有标题的便是屈原的作品，但是却无妨说没有标题的便不是屈原的作品。何况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所认为可靠的屈原的作品事实上都有标题。标题的意思原在指出全篇文字的主题，屈原每篇文章都有新的意思，所以自然也就有了新的标题。《离骚》虽为屈原的代表作品，可是屈原其他的作品却都与《离骚》不同。《天问》《九歌》《招魂》不用说了，就是《抽思》以下诸篇，也都有纪实的成分，如《抽思》之言汉北，《哀郢》之纪东行，《涉江》《怀沙》当然更不用说了，这些与《离骚》之抽象的感情、凭空的想像、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旋律都截然不同，因此自然有各自的标题。至于屈原的拟作，它们既无实际的遭遇，所以也无实可纪，因此只好在抽象的感情里兜圈子。这样它们就没有新的主题，那也没有标题的必要。然而这些作品的写作时期总是离屈原不会太远的，所以还习惯地采用了《诗经》无标题的方式。至于更迟的作品如《远游》等，则《楚辞》的影响已极普遍，标题乃也成为天经地义了。这些离屈原不太远的作品，因此与《抽思》等篇混为一谈，而有无标题遂成为《九章》里屈原的作品与其拟作的分水岭。
乱辞与标题同为总统全篇之意的，它们原有相似的性质。然而标题的采用，取自当时的散文，而乱辞的运用则为诗篇所特有，亦即纯为屈原独自的尝试。乱辞的写法在后来并不普遍，这更见出其为屈原作品的特色。如《招魂》为屈原所作便有乱辞，而摹仿《招魂》的《大招》便没有乱辞。可是乱辞既为屈原无所根据的创体，它所以也就不见得随着《楚辞》形式的尝试就一蹴而就。《离骚》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乱辞只有两句。《抽思》是紧接着《离骚》而作的，又不但有乱辞，还另有“少歌”“倡曰”等的花样，可见乱辞的体裁到了《抽思》还是在尝试之中，而在《离骚》则不过是刚刚的开始。《离骚》的乱辞所以只有短短的两句，那么《离骚》之前当然可能就还没有用过乱辞，而《橘颂》刚好就是《离骚》之前唯一的一篇作品。
《橘颂》是屈原的作品，最明显的证明是这篇作品在《楚辞》里是独特的，这“颂”的命名也是唯一的。这都证明它之丝毫没有摹仿性。同时它是屈原的处女作，影响还不大，所以也没有人摹仿它。《楚辞》里的摹仿，其实是专以《离骚》为对象的。《橘颂》所用的形式从《诗经》的体裁改良而来，这形式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离骚》那样直接从散文里蜕变出来的形式更有力，而屈原最初却是以这种改良的形式开始了他的写作。《橘颂》确已正面表现了屈原的理想，但不同于《离骚》，而且是一种尚无故实的情操。这都充分说明它是作于《离骚》之前的，然而正因其是作在《离骚》之前，我们才可以从此看见屈原人格的本色，了解屈原以后作品的发展，它正如山谷里活跃的清泉，乃终必朝宗于海。
《橘颂》所写的是一种性格，这也正是屈原自己的性格。战国时期正是国家观念将要形成而还未形成的时期，从形式上说，国家还是周的天下，诸侯之间不过是割据而已。然而实际上周天子早已不复存在，国家的界限正在逐步加深，这时的人所以可以有国家观念也可以没有。当时才智之士往往漫游诸国之间，以求得生平的发展，那原是一时的风尚。但是屈原的性格却与此恰恰相反，他是一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离骚》里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正是屈原所不愿作的事。这乡土的观念在《橘颁》里表现得非常明白，所谓：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便正是屈原的自况之辞。屈原于当时游说之士之没有国家观念认为是一种不好的品行，而这种不好的品行正是战国期间最流行的风气。屈原赞美那好的品行，所以说：“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这“廓其无求”正所以解释《离骚》里说：“游远近而无疑兮，孰求美而释女。”屈原是不愿求之于楚国之外的。《橘颂》所以最后说：“行比伯夷。”正因为伯夷乃是不食周粟的。他赞美那好的品行，因此对于一般人的行为便深引以为戒，所以又说：“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这“不失过”也即《抽思》里所说：“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民”字在《楚辞》里都作“人”解（详拙作《〈离骚民字〉》），也即人们的意思。所谓“民尤”即人们的“过失”，“以自镇”即“以自戒”，屈原在不得意的时候也末始没有“摇起横奔”的愿望，然而同时又发现这正是人们不好的品行，正是应该引以为戒的，所以便把那愿望镇压下了。屈原这一种品行的观念，乃所以使屈原成为一个民族的诗人。屈原一生的悲剧也只因为他对于楚国过分的爱恋，然而这爱恋是可宝贵的，屈原因此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独立的人格，便成为人生中流的砥柱，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流”即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横”即《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屈原正是要逆于那“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栏木也。”然则所谓“横而不流”岂非正是那中流柱石吗？这也便如《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橘颂》称之曰：“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这醒觉精神所以如一缕清丽的泉水便发挥为《离骚》的长江大河。
《橘颂》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又说：“年岁虽少可师长兮。”《橘颂》因此更使人相信其为屈原少年时期的作品。其实这少年非特是一个时期，而且正是永久的精神。《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屈原的精神终身都是少年的。那便是一种纯洁的向往，一种单纯的信念，《楚辞》因此永远带着年青人的生命成为诗坛崇高的典式。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