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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赋与诗在李白笔下的交融
赋与诗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亲近文体。赋“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它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为最有成就的文学形式之一。赋体的长期兴盛发展，在文学的题材、语言和表现手法上多所开拓。它的成长、繁荣和演变，受到诗的影响；同时，它又向诗歌不断输送营养，两者的交流互动，从未停止。唐代诗歌繁盛，屡屡出新，即与多方面吸收赋的成果有关。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一系列作家，都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以李白为对象，论述其创作中的诗赋交融。
一、“离旧格而去之”——李白笔下的赋
李白同时代人论及李白的文才，除诗外，往往提到赋。魏颢《李翰林集序》云：“《大鹏赋》，时家藏一本。”任华《杂言寄李白》云：“《大鹏赋》《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云：“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李阳冰《草堂集序》云：“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上述四人，魏颢、任华明确提到《大鹏赋》不同凡响，为时所重。独孤及用司马相如典故，代指李白赋受到皇帝赏识。李阳冰估价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到的屈（原）、宋（玉）、扬（雄）、马（司马相如），都是辞赋家，因而自然会想到李白的赋及其成就。李白不仅能赋，而且他自幼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也是首先由赋引发的。李白成长于巴蜀，蜀地文学家最辉煌的代表是出现在西汉文坛上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赋并非蜀地文学独创的文体。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作风，又吸取《诗经》和先秦散文某些手法和成分，形成一种体制不一的、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司马相如、扬雄多数篇章也不是取材蜀地，而是写京城、宫苑乃至云梦等名胜之地。但巴蜀与荆楚在文化上本来有很深的联系，楚辞参以其他成分经过演变，在以蜀人为主的文学家手里，发展成铺张扬厉、瑰丽宏伟之赋，造就一代文学的辉煌，又让蜀人在引为骄傲的同时奉为学习榜样。这样，赋虽非地方文学，但却在巴蜀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言幼时谒见由礼部尚书出为益州长史的苏颋，苏颋待以布衣之礼，谓群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苏颋于开元初位至宰相，工诗文，朝廷制诰，多出其手，与燕国公张说齐名，并称“燕许大手笔”，为当时文坛盟主。以他的身份，赞扬一位年轻的学子，又取同乡的前代文豪，为李白树立了一个可与之比肩并立的对象，这对李白无疑是终生的激励，实际上，在此之前，李白已开始了对司马相如的学习。其《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云：“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又《赠张相镐》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甚至他出川后游览并逗留云梦亦与此有关。《上安州裴长史书》有云：“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李白诗文中提到司马相如及其作品，达20次之多，提到扬雄及其作品也在10次以上。可见李白与同乡的前代赋家之间有很深的情结。
李白对赋始终爱好，幼时读赋，十五作赋，暮年仍然作赋。清王琦云：“《酉阳杂俎》：‘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李白的拟作，可能是早期行为。他的《明堂赋》、《大猎赋》则作于天宝初供奉翰林时期。其《惜馀春赋》，内有“春不留兮时已失，老衰飒兮愈疾”之句，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系于上元元年（760）。另有《愁阳春赋》与《悲清秋赋》亦被分别系于同年和前一年（乾元二年，759）。可见李白从少年到中年和晚年都有赋作。晚年《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云：“去年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圣主”二句与上引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中说：“上方览《子虚》之赋，喜相如同时”，话语和内容都非常接近，所言有同一背景。李白《明堂赋》、《大猎赋》序中分别有“臣白美颂，恭维述焉”、“臣白作颂，折中厥美”等语，表明是献给皇帝看的。李白诗中又一再讲到献赋之事，如“昔献《长杨赋》”（《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西游因献《长杨赋》”（《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等等。其《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更云：
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
又，《东武吟》云：
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
据此，李白在待诏翰林期间不仅给皇帝献过赋，而且据“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天书美片善，清芬播无穷”两联，还可以见出唐玄宗对其赋曾有过书面褒奖。
李白现存赋8篇，其中《明堂赋》、《大猎赋》为汉大赋体制。《大鹏赋》有汉大赋的规模形制，又有骚体赋的内质。元祝尧《古赋辨体》评云：“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惜馀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剑阁赋》皆为骚体小赋。《拟恨赋》仅结尾六句中五句带“兮”字，骚体味并不浓，可视为一般骈赋。这些赋值得注意的是：1.李白能制作散体大赋，这与他学习、仿效司马相如、扬雄之赋分不开；2.李白多骚体赋，其赋之继承骚体，与诗之继承骚体，应联系起来加以考虑；3.除《大猎赋》、《明堂赋》外，李白其馀各赋抒情色彩都很浓。《拟恨赋》铺写人间恨事，开头即凸现作者主观情感：“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草宿坟毁。浮生可嗟，大运同此。于是仆本壮夫，慷慨不歇。”《惜馀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题中分别加“惜”、“愁”、“悲”，内容即非仅描状物候，而是重在抒情。至于《剑阁赋》则云：
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汹涌而惊雷。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视沧波之东注，悲白日之西匿。鸿别燕兮秋声，云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
写剑阁山川形势仅9句，不及全篇一半。名为赋剑阁，而景物方面用笔不多。其后10句则抒写送别之情，很像是一首送别诗。清王琦辑注《李太白文集》引祝尧《古赋辨体》云：
其前有“上则”“旁则”等语，是揫敛《上林》《两都》铺叙体格，而裁入小赋，所谓“天吴与紫凤，颠倒在短褐”者欤？故虽以小赋亦自浩荡而不伤俭陋。盖太白天才飘逸，其为诗也，或离旧格而去之，其赋亦然。
祝尧所谓“离旧格而去之”，就诗而言，当是指李白多方面变化汉魏六朝诗的旧传统与旧模式；就赋而言，则当指李白这类小赋由铺张走向提炼，由传统的体物转向抒情，并带来结构上的变化，而这些方面正体现了李白之赋受到的来自诗的影响，吸收了诗的成分。
二、大赋与李诗之壮伟气象
诗赋相互交融，李白诗之“离旧格而去之”，则又与吸收赋体带来的变化有密切关系。李白有些诗，在文体上有界域难分的现象。如《登高丘而望远海》，严羽评云：“题加‘而’字，如赋如骚。”《幽涧泉》诗，锺惺评云：“似文，似词，似赋”（《唐诗归》）。类似这些“离旧格而去之”的诗，都掺入了赋体的某些成分。深入分析李白诗歌与赋体的关系，可以看出体类繁多的赋体，是从几个方面影响了他的诗歌。
李白借鉴吸收汉大赋，对其诗歌“壮浪纵恣”的笔势和气魄具有深刻影响。李白熔铸赋入诗，固然与初唐以来歌行吸收赋体成分的发展趋势有关，但唐代一般歌行与六朝小赋特别是齐梁赋较为接近，而李白笔下的大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雄奇奔放，大开大合，起落无端，气势磅礴，更有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大赋的直接影响。扬雄云：“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答桓谭书》）所言与贺知章对李白的称赞亦非常接近。李白是表现“盛唐气象”最有代表性的作家，而司马相如和扬雄之赋，则表现了“炎汉气象”。汉与唐作为中华民族上升阶段两个最盛大的王朝，赋与诗分别作为这两个朝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在表现盛大的时代气象上，无疑有可以相通之处。汉赋的“炎汉气象”，不只是表现在对外部物质世界作宏衍巨丽的铺陈上，同时也表现在那种内在充满自信与几乎可以征服和驾驭一切的精神力量上。而这种精神气魄，也正是盛唐作家需要从中吸取的。汉大赋作家在构思上“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以囊括上下四方、宇宙万物的宏衍侈丽之笔，铺陈其所能见到的，乃至所能想象到的世界，这与李白“四海为胸臆，五岳为词锋”（皮日休《七爱诗》），以壮大飞动、纵恣奔放的笔法，营构他的诗歌世界有一致处。后者于前者中，从词语素材到创设意境，都可以吸取多方面的营养。
李白歌行体中的一些代表作，与赋体关系最为密切。如陆时雍《唐诗镜》云：“《蜀道难》近赋体，魁梧奇谲，知是伟大。”虽然仅为直觉判断，但已由诗体联系到赋体，而且人们由“伟大”可以联系到大赋，由“奇谲”可以联系到楚骚。《蜀道难》以强烈的感叹语调，涂写蜀道雄奇壮丽的景象；其难，是“难于上青天”；其古，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其盘曲，是“百步九折萦岩峦”，皆出之以夸张。此诗与《剑阁赋》同是描绘蜀道，而对山川形貌的铺写、比赋更为丰富多彩。它的篇幅固然不能等同于汉大赋，但在诗体中为长篇。诗中的人、物和故事传说，参伍错综，沓然偕来，有大赋假象尽辞、罗致天地万物于读者眼前的气势。诗中写到的人有蚕丛、鱼凫、壮士、游人，动物有六龙、黄鹤、猿猱、悲鸟、子规、狼、豺、猛虎、长蛇，地名有蜀、秦、峨眉山、青泥岭、剑阁、锦城，神话传说有五丁拔蜀山之蛇、六龙驾日神之车，等等。联系赋体铺陈名物的特点，不难窥见其从相邻文体中借鉴的艺术渊源。李白诗深入浅出，少用难字奇字，《蜀道难》中“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豗”、“砯”之类，则是诗体中少见而赋体中易见的，“豗”字出木华《海赋》：“磊匒而相豗”；“砯”字出郭璞《江赋》：“砯岩鼓作”。赋体恢张宏丽的想象，上下四方的描写，以及设置问答等手法，在诗中也都被有机融入，形成变化多姿的表现。如“上有”、“下有”之类的铺陈，“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的设问方式，以及古蜀国之久远茫昧、蜀道之神奇诞生、高峰之迫使日车绕道、子规之空山夜啼等神话与想象的一再运用，都与赋体艺术传统有一定联系。
从以错综时空、铺张扬厉的手法，对物象进行夸饰，造成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看，李白的《天马歌》也表现得很典型：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稜稜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剪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催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
这首诗是李白咏马诸作中最长的一篇。宋代严羽敏感地指出：“马语太极，似赋体。”元代祝尧评刘宋颜延之《赭白马赋》云：“此赋句意皆出于汉《天马歌》，至唐李、杜咏马之作，则又出于此矣。”（《古赋辨体》）祝尧指出包括李白《天马歌》在内的李、杜咏马诗，与汉武帝《天马歌》、颜延之《赭白马赋》之间的联系。但汉武帝的《宝鼎天马之歌》和《西极天马之歌》都只有四句，篇幅短小；颜延之《赭白马赋》为骈赋，不免拘促。李白《天马歌》则放笔驰驱，有近于大赋的骋辞铺衍。歌中极度夸张地写出天马的逸群绝伦。有伴随天马行踪而不断转换的巨大时空背景：其活动范围是包括月支、昆仑、西极、燕、越、皇都、九区、瑶池在内的巨大空间；时间则隐隐然有经古历今的漫长跨度。正面写天马，有“背为虎纹龙翼骨”、“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的奇异长相；有“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的雄伟气势；有“兰筋权奇走灭没”、“神行电迈蹑恍惚”的矫健身影。写马的遭遇，既有“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稜稜凌九区”的昔时之荣；又有“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的今时之困；更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的未来之想，等等。从各个角度展开夸饰铺陈，可算既融合辞赋，以宏侈巨衍之辞描写物象，又能于流荡回旋的歌唱中，保持诗的抒情主调。
三、骚体赋与李诗之奇幻浪漫
李白诗歌吸取赋体又一重要方面是对骚体赋的继承，楚辞是赋体的滥觞，汉代人即视之为赋，承楚辞而下的骚体赋，是赋中重要的一支。李白的创作受这一文学传统沾溉很深。对《大鹏赋》祝尧有“近《骚》”之评，而以《大鹏赋》为中介，则可以看到李白《上李邕》、《临路歌》与赋的联系。两首诗虽是短章，但体物写志，浓缩了赋体的成分。根据它对大鹏的夸张形容，以及巨大的时空跨度，可以视为《大鹏赋》的某种改本和缩本。李白作品中具有骚体赋特征的还很多，如《鸣皋歌送岑征君》：
若有人兮思鸣皋，阻积雪兮心烦劳。洪河凌竞不可以径度，冰龙鳞兮难容舠。邈仙山之峻极兮，闻天籁之嘈嘈。霜崖缟皓以合沓兮，若长风扇海，涌沧溟之波涛。玄猿绿羆，舔舕崟岌；危柯振石，骇胆慄魄；群呼而相号。峰峥嵘以路绝，挂星辰于岩嶅。送君之归兮，动鸣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弹丝，觞清泠之池阁。君不行兮何待？若反顾之黄鹄。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巾征轩兮历阻折，寻幽居兮越崿。盘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风兮寂万壑。望不见兮心氛氲，萝冥冥兮霰纷纷。水横洞以下渌，波小声而上闻。虎啸谷而生风，龙藏溪而吐云。冥鹤清唳，饥鼯呻。块独处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于夔、龙蹩躠于风尘？哭何苦而救楚，笑何夸而却秦！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固将弃天地而遗身。白鸥兮飞来，长与君兮相亲。
《鸣皋歌》宋晁补之辑入《变离骚》，认为“本末楚辞也”。其后朱熹亦作为辞赋类作品收入《楚辞后语》（卷四），并评之云：“白天才绝出，尤长于诗，而赋不能及晋魏，独此篇近楚辞。然归来子（按指晁补之）犹以为白才自逸荡，故或离而去之，亦为知言云。”朱熹的意思是此篇近《骚》，但又有离开《骚》而不完全与之相同的地方。《鸣皋歌》所写的旅途和鸣皋山景象，有类似楚辞的奇谲幽深。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从各个角度一层层对鸣皋山进行描写。铺陈中，“水”与“波”对举，“下”与“上”对举，“虎”与“龙”对举，“生风”与“吐云”对举，“冥鹤清唳”与“饥鼯呻”对举，形成并列式描写，具有赋的特征。除写山之环境外，送别感言中“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一节，晁补之亦认为“谆谆效屈原《卜居》及贾谊《吊屈原》篇”②。但如果再往稍后的赋中找源头，亦似从东汉赵壹《刺世疾邪赋》中变化而出。不过，尽管学者可以这样那样地探源，而李白的诗却以有机完整的面貌出现。关键在于李白多所吸收，而又善于融化，仍能保持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诚如沈德潜所说：“学楚骚而长短疾徐，纵横驰骋，又复变化其体，是为仙才。”（《唐诗别裁集》卷六）
许学夷云：“屈原《离骚》本千古辞赋之宗，而后人模仿盗袭，不胜餍饫。太白《鸣皋歌》虽本乎《骚》，而精彩绝出，自是太白手笔。至《远别离》、《蜀道难》、《天姥吟》则变换恍惚，尽脱蹊径，实与屈子相映照。”（《诗源辩体》卷十八）许学夷也是强调李白吸收传统而又善于变化，尽脱蹊径。除上文已分析过的《鸣皋歌》、《蜀道难》外，许学夷还举出了《远别离》、《天姥吟》。后两诗也是对辞赋有所继承而又变换出新的优秀之作。《远别离》写娥皇、女英与舜之死别：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围绕赋别离，就离别之地、离别之苦、环境之阴晦恐怖、知其危而言之无补、尧舜结局之扑朔迷离，以及九疑联绵相似，舜坟难觅；帝子悲伤哭泣，竹上泪痕难灭等等，一一进行铺陈，而诸事又虚虚实实穿插于古今时空交替之中。元范椁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木天禁语》）多方面的大量铺陈，而仍能有这种艺术效果，在于李白对辞赋有所吸取的同时，又能化去蹊径，极尽操控之能事。
与《远别离》相比，《梦游天姥吟留别》的结构与组合更为复杂，对辞赋的多种手法与成分兼收并蓄。诗中洞天石扉打开之前的“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与洞天之中“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等句，有楚辞的句法和意境。此外，又同时吸收赋体的其他成分。如登山过程移步换形的描写，即有接近纪行赋和游览赋之处。“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等等，一再转换角度，远视、近视、仰视、俯视，以及听觉与视觉交错，则类似汉大赋经纬交织、上下四方铺陈的写法。此诗题中虽有“留别”二字，但“留别”只在临近结尾收转时，用“别君去兮何时还”一语带出。全篇则集中笔力，“穷形尽相，以极洞天之奇幻”（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其由梦境回到现实所引发的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云云，与《蜀道难》末尾“锦城虽云乐”一节，都有赋体结末致慨的意味。
七言歌行，本出楚骚乐府，李白歌行一般都有骚体的血脉。如《天姥吟》有大量带“兮”的句子，由楚骚而来，大量吸收辞、赋的特点很明显。《蜀道难》虽没有带“兮”的句子，但它的夸张想象、运用神话传说，以及所构筑的深邃奇异的境界，亦与骚体相通。殷璠说：“《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河岳英灵集》）认为《蜀道难》等诗，直承骚体。殷璠作为李白同时代人，对其直承骚体的艺术渊源，感受无疑更为深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等篇，确实是整合乐府、骚体与大赋等多种艺术成分，而最终以歌行体面貌出现的杰作。我们深入发掘这些诗歌与辞赋联系时，《离骚》的诡异谲怪，惊采绝艳，汉大赋的“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举宇宙，总揽人物”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的构思与取材，对于五七言诗中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也应引起我们注意。浪漫主义诗歌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比喻、惊人的夸张、神话传说的运用、磅礴雄伟的气势，无疑皆以辞赋为前导，并从中吸取了极为丰富的营养。
（原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8期全文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