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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戏曲与文学：
戏曲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
王国维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梳理、考证了中国戏曲诞生、发展的历程。在《宋元戏曲考》的尾声，王国维探讨了中国戏剧与外来因素的关系，认为在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中，的确有一些外来的戏剧现象，但主要还是本土的影响。譬如在讲到元代戏剧的结构时，他说：“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典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王国维把戏曲形成过程，看成是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过程，认为综合度越高就越成熟。王国维指出，艺术形式愈自由便愈进步，但事实上戏剧史乃至整部文化史并非始终朝着自由、进步的方向发展，时常会有曲折和倒退，在他看来，明代剧作家就没有元曲作家水平高，作品过于拘谨。
另外，戏剧的形成、发展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紧密联系的。“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元杂剧的创作者，大多是不得志的读书人，失去了科举的上升途径，又没有养家糊口的技术，只好投身戏剧创作。这便解释了元代戏曲文学水平之高的原因。
戏曲文学的地位和价值
王国维不同于观点偏仄狭隘的封建士大夫，他公正地给了戏曲文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以前代的文学样式来挤压后代的文学样式，这是没有道理的。古希腊的悲剧可以照亮西方文学的发展之路，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样是伟大的，但在中国封建正统文化史家看来却并非如此。
以元曲为例，“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着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结果，“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奋力为戏曲修史，并盛赞元曲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理论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王国维不仅将元曲摆在了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平等的地位，而且还进一步说明，以这些文学样式在它们各自最盛的时代里的地位论，戏曲在元，比诗之在唐和词之在宋，更加一枝独秀；若按照它们互相间美学价值的高低论，戏曲也大有胜过前世各种文学样式的地方。王国维认为，戏曲文学超越其他文学样式的最重要一项，就是“自然”。
剧本的文学性
王国维此处的“自然”，与“真”“不隔”等概念近义，主要是指不重修饰的直观自然状态。戏剧创作者是不入流的，所以不必承担名教的责任，于是也就从虚文浮彩中解脱出来，可以凭着意兴说真话、绘真容。如此一来，写出的剧本不仅感情真挚，对于时代、社会的现实反映也十分真实，甚至可为史家论世之用。
依照王国维的观点，戏曲追求自然，看似不避粗鄙，实际上却能导向更高一层的艺术境地。真挚自然的作品会流露出秀杰之气，其艺术表达就可以创造出意境来。自然是王国维对戏曲的整体要求，与自然相联系的意境则是着重于艺术表达的方面。所谓意境，王国维是这样解释的，即：情要真，景要实，人物塑造要性格化，归根结底仍然是真切和自然。然而对戏剧作品来说，单是主观真实情感的迸发并不够，还必须符合艺术的形象和环境。当然，仅仅对环境和人物形象进行刻画也不够，还要注入丰富的情感，否则艺术形象便会失去灵魂，也无法打动观众。戏剧的艺术真实，只有在情景、意境相互交融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隔”与“不隔”的说法，交融契合则是“不隔”，否则则是“隔”，而“隔”正是真实和自然在审美效果上的大敌。
对于戏曲文学在艺术表达上的自然和意境问题，王国维列举了元剧中不少文词段落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对关汉卿的作品尤其推崇。王国维对关汉卿的赞誉，主要针对其戏曲的文字语言方面。不过也正如王国维自己所说，比起创作初衷和作品内容，“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所以他对剧作内容的实质性价值也是十分看重的。他认为，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以全球视野，对本民族的传统剧目作出恰当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