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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诗与“兴寄”
一、杜牧的“兴寄”诗学主张
中唐以来，以奇险怪崛著称的“韩孟诗派”诗风渐渐偏离思想内容性，而沦为一味追求诗歌形式的文字游戏；另外，在“元白”诗人的现实主义诗论倡导下，诗歌表现越来越直露，毫无诗意可言。在这两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唐诗的“比兴寄托”走向了社会现实价值与审美价值两个极端，一端片面强调诗歌的思想性，将“兴寄”完全等同于“讽喻美刺”的稽政功能；一端则过分重视炼词造句、玩味文字，伤害了“兴寄”诗歌的现实价值。这样的诗歌创作的现实逐渐背离了“兴寄”诗歌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含义。在经历了过于追求形式美和片面强调诗歌现实价值的诗风嬗变之后，唐诗“兴寄”又重新回归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道路上来。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云：“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可云特立独行之士矣。”杜牧是晚唐代表诗人之一，其文学主张主要体现为：第一，“以意为主，以辞为辅”，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性。
杜牧在《答庄充书》中指出：
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阖阖，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文中以古老的文学命题为切入口，论述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提出“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的文学思想。所谓“以意为主”，指作文之前应首先立意，“意在笔先”，刘勰《文心雕龙（卷七）·情采》：“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又如，南北朝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诗人的情志作为统领全文的主旨思想，强调诗歌有所寄托的思想内容性。“气为辅”，此处所指的“气”乃指“气骨”，即贯穿于诗歌中的一种精神气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提出“文以气为主”之说，指的是文章的个人风格与作者的气质间的联系。杜牧借用了曹丕的“文气”概念，融合了韩愈“气盛言宜”说法，补充和发展了“文气”说。诗歌必须主题先行，并且其思想内容还要具有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涵。“辞彩章句”，则是指诗歌的语言形式结构。以上四者揭示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即以“意”为统领，“气”为辅佐，“辞章”为兵卫，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杜牧的“以意为主”论，反映了“兴寄”理论中重视诗歌思想现实价值的方面。杜牧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其诗歌中往往多有偏重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谈道：他所写的文章如《燕将录》《罪言》《与刘司徒书》《阿房宫赋》等，都是针对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感而发，具有“讽喻美刺”、针砭时弊的稽政作用。另外，他并没有排斥以“辞彩章句”的“兵卫”功能，而是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意”胜则“辞彩”能华赫、“章句”能庄整。最后以“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作结语，一方面肯定诗歌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暗示“辞”不能达“意”，诗歌“言外有意”的审美价值。
第二，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观照下，主张诗歌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杜牧在《献诗启》中这样叙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
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
“奇丽”指的韩孟诗人“奇崛险怪”的诗风，而“习俗”则是指“元白” “尚俗务尽”的诗风，诗人对这两种诗风都持否定态度。杜牧所要追求的是“不今不古”，既不囿于时尚也不因袭古人，力求在“今”与“古”之间求新求变。这里所说的“今”，指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崇尚通俗直露的诗歌倾向；“古”，则指以韩愈、孟郊为首，以复古为旗帜，求古奥奇崛的诗歌特征。“处于中间”，取两者之长处，即不偏不倚、温柔敦厚的中庸思想，在这样的美学思想观照下，提倡诗歌思想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
杜牧《李长吉歌诗叙》云：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措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哆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怯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无得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辛卜梁庚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文中杜牧对李贺“奇诡幽深”的多样化风格表示了深深的赞赏，特别是李贺诗歌奇特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中蕴含的骚人的怨刺哀伤，但同时也指出了李贺诗歌“理少辞过”的缺点，“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所谓“理”指的是诗歌的思想内容，李贺诗歌虽然继承了《楚辞》的传统，但在“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方面，李贺诗却不及《楚辞》。这是因为李贺诗歌过分讲求“比兴”手法，比喻、拟人、联想、想象、意象象征曲折委婉，使得诗歌的思想内容淹没在了浮华的辞藻艺术修辞之中。这里所说的“理”与“辞”的关系，即是指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杜牧强调两者统一，要求在“理”的主导下做到“理”和“辞”的完美结合。这一观点正与《答庄充书》中所说的“文以意为主”，“意”和“辞”相和的论述相一致。另外，杜牧又肯定了李贺诗歌高超的艺术价值，他说：“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李贺诗歌修辞艺术有超过《楚辞》之处，只可惜其英年早逝，如果李贺诗能够注重其思想性的话，其成就可以超越《楚辞》。
二、杜牧诗歌风格与“兴寄”
关于杜牧诗歌的风格有“豪迈”“刚健”“爽朗”“俊逸”等特征，历代以来多有论述，以明代胡应麟“俊爽若牧之”（《诗歌》），清代刘熙载“杜樊川诗雄姿英发”（《艺概》卷二），何焯“牧之豪健跌宕”（《义门读书记》）的影响最大。本节拈取“豪健跌宕”为其诗风特征，联系“兴寄”理论，探讨“兴寄”在诗人诗风形成中的相互关系。“豪健”即为“豪迈”“刚健”，与陈子昂提出“风骨”“兴寄”并举中的魏晋“风骨”一脉相承，提倡诗歌的主体精神价值体现，诗歌中往往寄托诗人积极健康、豁达开放的思想感情。“豪健”特征的形成有其深层次心理原因，杜牧出身关中世族门阀，远祖可以追溯到西晋大将杜预。京兆杜氏在唐代出了10位宰相，杜牧的祖父杜佑就是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出身显赫使杜牧一生都处于统治阶级的上流士族阶层，与寒士出生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等人的心理特征完全不同。如果说李白的“豪放飘逸”来源于天才的自信，那么杜牧的“豪迈刚健”就来源于身世优越感，是与生俱来的自信。因为受家族世系儒学正统观念的影响，杜牧诗“豪健”中所蕴含的气质更为沉厚，常常显得劲气内敛、收放自如、冷峻客观，但缺乏李白诗中冲破世俗牵绊一泻千里的气势，而更符合“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即便是表现沉重的历史题材和深刻的现实问题寄托之作中，也往往呈现出大气、开放、包容等特征，在晚唐整个趋向于颓靡隐忍的诗歌风气中独树一帜。再来说说“跌宕”，“跌宕”既可以指诗歌寄托情感之上下起伏变化，也可以指“比兴”艺术手法的曲折迂回。要弄清楚“跌宕”的风格与“兴寄”内容和手法的关系，我们还要从杜牧诗歌的渊源上进行梳理。
渊源之一：屈原骚人之“怨刺”，杜甫之“沉郁”。杜牧虽出身上流阶层，身为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但其一生的际遇也颇为坎坷，徒有报国之志，却在十几年的幕僚生活中郁郁而终。这样的身世与文学史上的诸多人物的命运相似，如屈原。杜牧诗《题武关》中借古喻今，对楚怀王宠信郑袖，不顾屈原劝告，终于导致国破身亡给予了强烈的讽刺，同时对于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诗人对屈原不仅仅是身世命运的认同，更是诗歌创作观念的接受。杜牧《李贺集序》：“《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诗人继承了屈原有感时事，幽愤而发的文学思想，在诗歌中往往寄托“讽喻美刺”的思想内容，希望实现有补政治的社会价值。由于怀才不遇，理想、现实的矛盾，杜牧诗歌中往往表现出“跌宕”的情感起伏变化，这与老杜诗中所具有的“沉郁”特征颇为相似，杜牧本人也努力学习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雪晴访赵瑕街西所居三韵》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杜牧认为李、杜二人都是深得“风骚”之旨的文学巨匠（这里的“风骚”主要还是从偏重诗歌的“讽喻美刺”的思想性考虑）。历代批评也注意到了杜牧学习杜甫，强调诗歌现实的价值性。薛雪《一瓢诗话》说：“杜牧之晚唐翘楚，名作颇多，而恃才纵笔处亦不少。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而已哉？”考察一下杜牧自己的诗歌，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如《感怀诗》《郡斋独酌》等，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由于诗人长期处于统治阶级上层，认识上有一定局限性，品行练达、世故、宽宏，缺乏老杜对社会严峻现实、个人痛苦遭际的洞烛至微。因此，诗人的“兴寄”诗作虽然有一定现实主义价值，并呈现了“跌宕”之风，但是内容上常有浅尝辄止之嫌，也难有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荡气回肠。此外，杜牧还受“韩孟诗派”的影响，韩孟诗人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主张“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即也体现对诗歌内容及形式高度统一的要求。诗歌内容上，以抒写个人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端，间接反映现实。杜牧在诗歌中也常常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困顿交织，寄托自己怀才不遇、远大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内容，从自身不济的命运出发观照残酷的现实社会，思想感情也表现得“跌宕”激烈。
渊源之二：韩愈、李贺富于变化的创造性艺术思维，迂回曲折的艺术手法。在《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杜牧指导小侄阿宜读书时，明确指出要向屈原学习，“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所谓“屈、宋艳”主要是针对诗歌的艺术性而言，由于屈原、宋玉好用“美人香草”喻，注重辞藻修饰，所以使得诗歌呈现显出奇丽色彩，这也符合杜牧注重诗歌内容思想与诗歌形式相统一的文学基本思想。在艺术表现上，杜牧着重推崇韩愈、李贺等韩孟诗人的“笔补造化”的艺术手法。其在《读韩杜集》中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杜牧认为杜诗韩文有如凤嘴麟角合煮而成的胶，奇妙无比。《李长吉歌集序》中反复对李贺修辞艺术的肯定，都说明了杜牧本人是十分重视诗歌的艺术性的。诗歌艺术形式上，善用多种比喻、拟人、联想、想象、意象象征等“比兴”艺术手法。
杜牧虽然在审美上排斥“奇诡”“险怪”之美，但是却接受了其追求诗歌艺术性的文学思想。李贺说“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孟郊说“形拘在风尘”“心放出天地”（《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韩愈说“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答孟郊》），“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断”（《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兴寄”诗歌创作遵循“比兴”艺术思维，自韩孟诗人提出“笔补造化”，发展了以“物感”说为基础的艺术思维方式。此时的“比兴”思维，除了强调外在物象对诗歌创作动机的激发之外，更强调诗人自身的主观创造性思维。即通过诗人的联想、想象，对客观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在《赠郑夫子鲂》中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韩孟诗人将“比兴”思维从简单的“物感”说发展为更成熟的思维方式，大大地提升了“兴寄”诗歌的艺术价值。司空图评韩诗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序》）杜牧在汲取了韩孟诗人主观创造性艺术思维的经验、成果之后，更多地追求“比兴”艺术手法表现，从而使诗歌呈现丰富奇妙、曲折迂回、跌宕起伏的变化。以诗人的女性题材诗歌《杜秋娘》《赠别二首》和游历风景题材诗歌《寄扬州韩绰判官》为例，分析诗人如何运用“比兴”手法以寄托深刻的主题思想内容，如何用联想、想象、意象象征，以达到情景交融、含咏不隽的审美效果。
“文章憎命达”，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与士人理想抱负之间的矛盾，总是折磨着他们的灵魂，诗人的内心仕进或隐退的思想时时进行着交锋。他们中有的或许高蹈遁世，有的或许坚守理想。杜牧的内心冲突则较前二者更为激烈，随着官职的不断升迁，诗人常感到有实现宏伟抱负的可能，而政治斗争的盘根错节，又使他时时碰壁。他既不能忘情于世，又感到回天无力，“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有时将才情、志向寄寓闺怨、宫怨、思妇诗中，用一种柔性曲折委婉的语调表现内心百转愁肠之心境，如《丰陵宫人》《宫人冢》《秋夕》《宫词二首》《洛中二首》《出宫人二首》《张好好诗》等，均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妇女寂寞无奈的坎坷命运，寄寓诗人自身政治际遇沉浮不定的感叹。如《杜秋娘诗》：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濞即山铸，后庭千双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岸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蛟螭。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月上白璧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粉羽林杖，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餍饫不能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禖得皇子，壮发绿緌緌。画堂授傅姆，天人亲捧持。虎睛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发已如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问谁。寒衣一匹素，夜借邻人机。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欷。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误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舂黄糜。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钓翁王者师。无国要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箦中尸。给丧蹶张辈，廊庙冠峨危。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已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
此诗是杜牧创作的最长诗篇，诗中叙述了杜秋娘一生的经历。杜秋娘从天真活泼的金陵少女，到藩镇节度使的宠妾，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的宫廷生活，最终成为穷困潦倒的老妪流落宫外。诗歌先由杜秋娘联想到历史上与其命运相似的女性——夏姬、西子、萧后；接着引出壮志难酬、命运坎坷的士林男子——孔孟、李斯、苏武等人，进而发出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慨叹；最后将伤感、迷惘归结到自身，点明诗歌寄托的主题，又显见个人命运身世之悲。如清贺贻孙《诗筏》云：“杜牧之作《杜秋娘》五言长篇，当时脍炙人口……余谓牧之自有佳处，此诗借秋娘以叹贵贱盛衰之倚伏，虽亦感慨淋漓，然终嫌其语意太尽。层层引喻，层层议论，仍是作《阿房宫赋》本色，遂使汉、魏浑涵之意，渐至撕灭。是亦五言古之一变，有知者不以余言为河汉也。”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也说：“昔人多称其《杜秋诗》，今观之，真如暴涨奔川，略少停乱澄澈。如叙秋入宫，漳王自少及壮，以至得罪废削，如‘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语亦可观。但至‘我昨金陵过，闻之为觑秋’，诗意已足，后却引夏姬、西子、薄后、唐儿、吕、管、孔、孟，滔滔不绝，如此作诗，十纸难竟。至后‘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所为雅人深致安在？此诗不敢攀《琵琶行》之踵。或曰以备诗史，不可从篇章论，则前半吾无敢言，后终不能不病其衍。”诗歌借杜秋娘与宪宗的“君妃之恩”影射士大夫与帝王之间“君臣遇合”；以杜秋娘前荣后衰的鲜明对比，感叹世人命运变幻莫测，寄托身世之悲；对杜秋娘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深表同情，同时深挖杜秋娘不幸遭遇的根源——藩镇起落、宦官谋政，表现出对腐败政治的深刻揭露与强烈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构思的视野，深化了主题。还有《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两首，诗人借用“比兴”、联想、想象、意象象征以达到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体现诗歌“兴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价值。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二十四桥，是唐代扬州城内桥梁的总称，所谓“二十四桥”因二十四位美人在此吹箫的传说而得名。这幅用回忆想象织成的月明桥上教吹箫的图景，传出悠然神往的意境。不仅透露了诗人对扬州繁华景象令风流才子醉心不已的生活的怀恋，而且借此寄托了对往日旧游之地的思念，重温了彼此同游的情谊；既含蓄地表现了对友人的善意调侃，又对友人现在的处境表示了无限钦慕。杜牧诗歌的意象象征与其诗风“豪健跌宕”相辅相成，他的文学思想强调经世致用，主张有为而作，诗歌往往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现实，表达爱国热忱，情绪高昂、积极进取，具有很高的现实主义价值。同时，诗人也注重艺术手法表现，在诗人的诗作中频繁使用红色意象，借以寄托诗人豪迈、健康济世补天的理想追求。据初步统计，在诗人的诗作中“红”字出现过71次，有12处写到了红叶。最著名的千古绝唱要数《山行》一诗：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本来是一篇游历风景的山水之作，但是却寄托深远，意蕴丰富。诗人乘车在曲折的山路行走，看到远处的寒山、高处的白云，更被在“寒山”“白云”映衬下的红色枫叶所吸引，停住脚步静心观赏。正值深秋季节，万物都开始凋瑟，唯独红色的枫叶还在生机勃勃，没有衰退反而更加兴盛。枫叶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感染了诗人，诗人在现实中常常理想抱负遭遇挫折，然而透过这不畏严寒、霜冻的红叶，诗人看到的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理想人格形象。
三、咏史诗中的“比兴寄托”
杜牧出身关中世家，儒学家学渊源使杜牧内怀经世之志，外骋豪宕之才。明胡震亨引《唐诗谈丛》之语：“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画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唐音癸笺》）杜牧不仅仅是诗人、文学家、政治家，也是军事家，写有《战论》《守论》《燕将录》《原十六卫》《罪言》《上周相公书》《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并重新注释《孙子》。因此杜牧较一般寒士出身的诗人，政治识见更为高卓练达，他总是以统筹全局的宏观意识，以极强的概括力来反映社会现实，显示其广阔的视野和治国韬略。以上的人生经历深刻影响着杜牧“豪健跌宕”诗风的形成，使得诗人的“兴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并在咏史诗中体现得最为突出。
第一，强调诗歌的现实主义价值。诗歌中往往寄托“治乱兴亡，财赋兵甲之事”，如诗人的咏史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看取汉家何似业，五陵无树起悲风”（《登乐游原》），“亡国去如鸿，遗寺藏烟坞”（《题宣州开元寺》），“始皇东游出周鼎，刘项纵观皆引颈”（《过骊山作》），“锢党岂能留汉鼎，清谈空解识胡儿”（《故洛阳城有感》），以及《台城曲二首》《汴河怀古》《隋宫春》《隋苑》等，诗人以援古鉴今的形式，述古起兴、切中时弊、怨而不伤，对统治者进行诚恳的劝谏的同时，含蕴着对历史兴衰成败的深沉思索。还有托古讽今的作品，如《华清宫三十韵》《华清宫三绝句》。《华清宫三绝句》，诗人借人们熟知的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的故事，选取安史之乱宫中醉生梦死、宫外危机四伏的典型事例、历史场景，加以艺术概括，既巧妙地总结了历史，又深刻地讽喻了现实。《华清宫三十韵》则描写了华清宫昔日的繁盛到如今的荒凉的转变，表达诗人对国事的忧念，蕴蓄着深沉的爱国主义内涵。另有借古喻今之作，如《春申君》：
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谁与快冤魂。三千宾客总珠履，欲使何人杀李园。
诗人以历史人物春申君自况，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壮志抱负，以及在逆境中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坚定信念。这是晚唐颓靡的诗坛难得一见的“豪健跌宕”之作。晚唐，由于国事日衰、政治形势急剧变化，诸多诗人感到无回天之力的悲哀，转而在个人狭小的天地中悲天悯人。而杜牧却能在末世苍凉中主动积极地寻找救国之路，以古人自励自勉，于风口浪尖处力挽狂澜，大义凛然的精神气质不禁令人折服。
第二，善用“比兴”艺术手法。类比、比喻、拟人、用典等是诗人常用的“比兴”修辞手法。类比是基于两种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不同方面的类似或对立，形成对照、对比，借助喻体的特征刻画，突出本体，加诸作者的某种感情，烘托气氛，进而引起读者的联想。善用“比兴”是杜诗情意绵长而又富有跌宕变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如《过勤政楼》：
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
此诗是一首抚景怀古诗，通过勤政楼昔与今、繁华与衰落景象的对比描写，寄托了诗人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感伤之情。勤政楼原是唐玄宗会宴群臣的地方，经过一个世纪后，这里昔日的豪华热闹已荡然无存，只剩一派凋零萧条的景象。《诗境浅说续编》云：“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诗人巧妙选取紫苔上的金铺为切入点，由如今爬满紫苔、绿锈斑斑的金铺，遥想当年之富丽堂皇的大门，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诗人怀古伤今的情绪跃然纸上。
用典即借用历史人物的故事来写今日之事，借古喻今，婉而不晦、清而不浅。这是诗人尤为喜好的一种“比兴”修辞手法，如《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诗中“楚腰纤细掌中轻”一句运用了两个典故，“楚腰”指美人的细腰，典出楚灵王好细腰美女；“掌中轻”典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杜牧运用这两个典故，对自己在扬州十年的幕僚生活进行回忆：怀才不遇、寄人篱下，转而寄情风流。然而声色之娱并不能替代他政治失意、壮志难酬的深沉痛苦，所以在自嘲调侃中更多的是对自身际遇的感慨。
再如《初冬夜饮》：
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
此诗首句用典“淮阳多病”，指西汉汲黯的故事。诗人以汲黯自况，暗示自己如同汲黯一般，虽有经世之才、报国之志，但因耿介直言而被排挤流放。当时诗人受宰相李德裕排挤而被流放于黄、池、睦等州。诗人借这个典故含蓄地表达了遭受排挤的幽愤和游宦生涯的辛酸、悲楚。
另外，联想象征也是诗人常用的“比兴”手法。联想象征包括了联想、想象和意象象征两种艺术手法。如《沈下贤》：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经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
这是杜牧追思凭吊中唐著名文人沈亚之而写，也可算作抚景怀古之作。诗人探访故人旧居，但已荒芜不可寻，便遣梦夜寻，创造了一个清寥高洁的梦境——“一夕小敷山下梦”，描绘了一个水面清莹澄澈如环佩，月色明朗皎洁如素襟的水月洞天的幻境。诗人用这个梦境象征寄托对沈亚之的清丽文采和高洁品格的追慕之情，诗意蕴藉而隽永。
以上是对杜牧的咏史诗的“兴寄”特征的一般性总结，在杜牧诸多的咏史诗中有最著名的历史翻案诗《赤壁》《题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题桃花夫人庙》，等等。这些翻案诗皆反说史实，用超越史实的想象颠覆现实世界的真实，发人深省、激人奋进，用乐观积极的情绪感召世人，旨在希望唐王朝在内忧外患中发奋振兴。杜牧的咏史诗的寄托内容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托古讽今、借古喻今、以古鉴今功能，并作为处于统治阶级上层的参政者主动地反思历史，希望有所作为，这样的翻案诗、咏史所产生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更为直接和有效。诗中包含的审美情感往往与王朝政治复兴联系起来，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乐观情绪，寄托着诗人的理想人生境界。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题乌江亭》）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
细腰宫里落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题桃花夫人庙》）
翻案的表现方式往往是反说其事，对历史事件提出假设性的建议，从而得出不同于历史的相反的结论，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借题发挥，借以咏怀。后人在借鉴历史时，翻案诗中的各种假设就有了现实的意义。从这点意义上来说，翻案诗是具有社会现实价值的。另外，翻案诗的创作除了要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研究之外，还要发挥大胆、丰富的联想、想象等创造性的艺术思维。同时，因为是对历史真实假想的现实虚构，这样一虚一实的鲜明对比的艺术手法运用就较为常见了。最后，翻案诗较一般咏史诗的寄托内容更难言明，自然产生了委婉曲折的审美效果。
针对以上四首翻案诗而言，《题商山四皓庙》的政治批判性较强烈。商山四皓支持太子刘盈继位，其实就是变相为吕后簒夺刘姓汉室江山提供便利，所以诗人说“四老安刘是灭刘”。诗人在这里批判残酷、盲目的宫廷继位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往往以个人利益为驱动，具有很大的投机、冒险性，或成或败都影响着社会的安定，所以诗人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人心之向背决定着王权的归属。《赤壁》《题乌江亭》两首诗从寄托内容而言，较接近诗人个人命运的兴寄感慨。《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说周瑜的获胜是偶然的机遇所致，仅凭一时侥幸并不是安邦定国之策。假若不是东风骤起，蜀军相助，周瑜的火攻之计就不能大显神威，那么，东吴政权就必然为曹操所灭。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却不被重用，以小见大。《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其实是诗人对自己的自勉、鼓励之言，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怀才不遇、没沉下僚，但是心中仍然怀抱着百折不挠的热情、矢志不渝的理想，以及一展抱负的决心。《题桃花夫人庙》一诗被历代认为是咏史绝句的典范之作。诗人寄托的思想感情迂回变化，一波三折，意蕴含蓄，耐人寻味。诗中前两句引春秋时息夫人的典故，描写息夫人对亡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悲痛，表示对桃花夫人不幸遭遇的同情，貌似有褒义。末两句则笔锋一转，引出西晋坠楼守节的绿珠形象，进而与前者的苟且偷生形成鲜明对比。清人赵翼云：“以绿珠之死，形（即类比）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刺（即‘用意隐然’），尤得风人之旨耳。”（《瓯北诗话》卷十一）至此，诗人的咏史“兴寄”的思想内容全然托出：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但又怎及得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诗人把对苟且偷生的弱者的指责转化为对坚守信念者的颂美，情感由原来的忧伤低谷升至高亢的极点，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