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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铨以一篇《上高宗封事》名倾朝野，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很大震动。我们了解他大多是通过张元干的名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这首慷慨悲歌之作写于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胡铨四十一岁。笔是有力的工具，张元干通过如椽妙笔为他的好友胡铨壮行，充分展示了他们的人格个性和人生态度，体现了宋南渡以来有志恢复之士的丰富情感与内心世界。
胡铨（1102—1180）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他在高压政治、谄谀之风盛行一时的形势下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与权势对抗，谪居岭南十八年，却得以高寿，享年七十九，谥忠简。细读有关胡铨及南宋迁岭文人的文集及当时的文献资料，引起我们浓厚兴趣的是：胡铨的高寿是如何获得的？他的高寿意味着什么？他的境遇、情怀及他被放逐、贬谪的缘由及其后在岭海之地的生活方式、生活作风与其高寿的关系，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仔细探索。
一、 倔强不屈、昂扬乐观
胡铨的高寿有命运的因素，更重要的还与他倔强不屈、昂扬乐观的人格个性和人生态度有关。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十《秦会之修和盟胡铨上书除名张仲宗送行词削籍》载：
邦衡囚朱崖几一纪方北归，至端明殿学士、通奉大夫，八十余而终，谥忠简，此天力也。（《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
我们认为：胡铨“八十余而终”固天力，亦关人事，反映了胡铨乐观的人生态度，尤其在贬谪岭南之际，他顺其自然而想，随遇而安地活，知足常乐而过。
与胡铨同样高寿的南宋名流周必大在《跋胡邦衡奏札稿》中，从“养气”这一角度来高度评价胡邦衡的人格个性与人生态度：
岁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简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题问“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汤武听民而兴，桀纣听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锋镝间，外乱内讧，而策臣数十条皆质之天，不听于民。”又谓宰相非晏殊，枢参非杜衍、韩琦、范仲淹，既批逆鳞，复侵当轴。圣主独察其忠，擢置巍科。是时直声已著缙绅间。后十年当绍兴戊午，以枢密院编修官上书，乞斩宰执，时年三十七，直声遂震于夷夏。尚有可诿曰年壮气刚也，已而窜逐岭海，去死一发，隆兴初然后还朝，摄贰夏官，年已六十余，议论盍少卑之？今览奏札残稿，忠愤峻厉视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孙知邕州榇将刻石传远，见属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气，有浩然之气。少而刚，老而衰，血气也，众人以之；秉彝好德，养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气也，胡忠简公以之。（《文忠集》卷五○）
周必大是胡铨的同乡，也是他的知音。我们从此跋文中可以探究某些长寿之道，即大多数长寿之人不但“年壮气刚”，而且至老依然故我，“少老如一，浩然之气也”，大情大性地过了一生。可以说，胡铨之所以那样富有魅力，那样神完气足，那样逸兴遄飞，那样激荡人心，那样高寿不朽，原因是他充满活力、充满希望、充满生机、充满信心。阅读胡铨的作品，常常引起我们对人生命运的思考。面对着相同或相似的境遇，不同的人对命运的理解和采取面对现实的行动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天下有两种人，一种人总是怨天尤人，不肯进取，年轻时觉得前途光明，历经人生的磨难挫折之后慢慢衰老，整个人逐渐变得消极颓废，陷入坍塌、扭曲；另一种人乐天知足，勇于拼搏，在人生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在风尘困顿之际也能够将生活上的苦难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人总得活下去，怨天尤人也要活下去，还不如“乐夫天命”地活下去，方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胡铨是一位始终如一与命运抗争的人物，他在蛮山瘴水的岭海之地，面对着政敌迫害和寂寞孤寂，仍然充满战胜敌人与环境的信心。其《与振文兄》中的自述心曲，或许可以看作周必大观点的最佳注脚，他说：
每念通判兄七十尚生还乡里，苏子卿十九年归汉，万里辽东亦归管宁。犬马之齿比通判兄少二十年，自戊午被放及今比李揆多一年，比子卿欠二年，比姜庆初欠三年，比东坡多十年，他不足论也。倘厄运渐满，如子卿则更二年耳，如庆初则更三年耳，岂可便作死汉看，谓不生还待下哉？如厄运未满，更展十年，不然更展二十年，尚得如通判兄还乡，有何不可？（《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三）
大概想通了，人的精神面貌跟着好，胡铨在贬谪岭海之时自然而然呈现出儒家至大至刚、道家脱略虚空、佛家看破放下的胸襟气度。
胡铨似乎得到苏轼“不可救药乐天派”的真传，养成了乐天知命的积极心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进行创作，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他们的作品。胡铨坚强不屈、昂扬乐观的文化性格与他在岭南谪居时期尚友古人有关。尤其是以苏东坡为榜样，在蛮山瘴水中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欣赏自然的美景与享受生活的乐趣，学会自嘲，懂得进退；他在贬所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展示出与命运斗争时游刃有余、从容自得的境界。胡铨绍兴十二年（1142）至十八年谪居新州（今广东肇庆新兴县），宋时属广南东路。在那里谪居的六七年时光里，胡铨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知足常乐地过生活，善于发现贬所的风物之美，用歌词记载当时的所见所感：
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雨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如梦令》）
废寝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晃眼，人生已近黄昏。这首词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苏轼贬谪到岭南的食荔枝诗：
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
胡铨与苏轼一样，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奸臣迫害而被贬谪到蛮山瘴水的岭南。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握现在、活在当下，用乐观旷达之心去体味生活之美，用他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欣赏岭南的斜阳芳草、梅雨荔枝，度过了充实的人生。苏东坡是南宋迁岭文人心中效仿的对象，无论是胡铨，还是李光，都从东坡的生活经验与人生智慧中获取了化解人生苦闷的方式。苏东坡在岭南一帶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及其应对人生苦难、调节心理苦闷的人生思考，永远留在了南宋迁岭文人心中。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全才，是最有魅力的人物，他以他的才华、学识和人格，塑造了后世文人的文化性格，给他们以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的勇气与信心，继续在蛮山瘴水的岭海之地奋勇前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南宋迁岭文人流离失所、播迁无定的过程中，前辈士人的心灵依然与他们息息相通，他们面临着岭南山水风月时会自然而然地怀想古人、尚友古人，从他们身上汲取到面对现实、超脱苦难的百丈甘泉。
胡铨在贬谪岭海之际、友朋星散之时、彷徨无地之中选择了继续抵抗。他在蛮山瘴水中思考人生、探索出路、从困境中挣扎出来乃至最终完成自我，都与他尚友古人有着密切联系。除了以东坡为挚友，学习他的人格个性与人生态度外，胡铨还以乡贤前辈、倔强执著的一代文宗欧阳修、一代诗坛宗主黄庭坚为榜样，在蛮山瘴水中通过怀想欧阳文忠公、黄山谷来抒写怀抱，寄托情感，我们从中亦可感受到他自己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
崖州何有水连空。人在浪花中。月屿一声横竹，云帆万里雄风。多情太守，三千珠履，二肆歌钟。日下即归黄霸，海南长想文翁。（《朝中措·黄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韵》）
梦绕松江属玉飞。秋风莼美更鲈肥。不因入海求诗句，万里投荒亦岂宜。青箬笠，绿荷衣。斜风细雨也须归。崖州险似风波海，海里风波有定时。（《鹧鸪天·癸酉吉阳用山谷韵》）
可见，尚友旷达豪迈、倔强執著的古人，是帮助胡铨度过贬谪岭海生活困境、得享高寿的重要因素。
二、 富有成就感
除倔强不屈、昂扬乐观外，富有成就感亦是胡铨长寿的要素。胡铨“年壮气刚”时就“直声已著缙绅间”“直声遂震于夷夏”，成就感不可谓不充足。动乱年代，情况瞬息万变，随着时光流逝，胡铨的成就感越来越明显，这源于各种复杂微妙因素的综合作用。胡铨早年反抗秦桧的经历，及其蒙冤受贬的命运，随着时空的转移，成为积极性因素。在传统观念里，胡铨的上述经历，体现了“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士”之精神。
胡铨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英雄角色，始终是自觉自愿的，并且有一种做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成就感。他上书高宗时道：
《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
人的成就感是没有标准，只有比较的，只有通过对比而来。有时与自己的过去对比，更大程度上是与他人对比。在秦桧当权、文丐奔竞的社会环境下，当“举朝之士皆妇人”时，胡铨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不同寻常的一面。作为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大丈夫、真豪杰，胡铨敢于用诗词文章针砭时弊、关心民瘼，且立意高远、笔锋犀利、才情四溢，心中巨大的成就感与荣耀感可想而知。
胡铨一生行事，印证了中国古代哲人为官之道：“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王曾瑜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在等级授职制的官场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样的哲人，才能提炼和总结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为官之道。一般说来，做官无非是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级和皇帝，就无法指望升迁，甚至还要受惩罚，得死罪。……坚持原则，不计较个人的升黜荣辱。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情操和修养。”（《古今一理——王曾瑜读史杂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周必大在《文忠集》卷四十七《跋张仲宗送胡邦衡词》中表达的观念正可补充说明这一点，他深刻有力地指出：
送客贬新州而以《贺新郎》为题，其意若曰：“失位不足吊，得名为可贺也。”
中国人十分注重“得名”，甚至于对“名”有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能留下好名声于人间，是人生最大的愿望。不顾个人安危勇于谏诤的名声，更是被世人所推崇。胡铨在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之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正论危言，故能受到时贤后人由衷的敬意与推崇。可见，伸屈有时而不同，荣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为今日之荣；今日之屈，未必不是日后之伸。权奸秦桧与高宗皇帝对胡铨的惩罚反而成为他一生之中最感荣耀之事，而且这种惩罚越重，他的荣耀感就越强。一个具有巨大成就感的人是容易得享高寿的。
三、 良好的人际关系
胡铨上书反抗秦桧的行为，引起了张元干、王庭珪、李弥逊、陈刚中等仁人志士的深刻同情。据史书载：“其谪广州也，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其谪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诗赠行。皆为人所讦，师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遂死焉。”（《宋史·胡铨传》）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在遭到秦桧高压政策迫害下，胡铨和当时的正义之士建立起了深厚感情，这是无比巨大的精神财富。
人生在世，良好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哪，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交往程度如何，才最值得我们重视。如果能够交到知己好友，哪怕是穷山恶水、瘴雨蛮烟的岭海，也让人感到惬意，值得留恋；如果遇到的都是些面目可憎、言语无味的奸佞小人，风景再美，条件再好，哪怕是政治、经济中心的京华，也令人厌倦生畏，产生远离该地的强烈愿望。所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琼楼玉宇”的“高处”，往往令人“不胜寒”，反而是“在人间”，可以让人“起舞弄清影”，自由自在、潇洒走一回。对人的一生产生巨大影响和有着深刻意义的关键在人，而不是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令我们思念的往往不是地方而是人，地方因人而有了意义。长期处在贬谪之地，但热爱与人交往，尤其是乐于奖掖后进，与同僚、晚辈、普通大众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胡铨得享高寿的又一重要原因。
周必大在谈到胡铨创作时，谓其有不可及者三：
用事博而精，下语豪而华，一也；士子投献，必用韵酬答，虽百韵亦然，盖愈多而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简，年七十五，长歌小楷，与四五十人无异，三也。（《文忠集》卷四七《跋胡忠简公和王行简诗》）
因此，博学而有志之士多愿随之：
行简世家临川，志大而赡于文，久从公游，其人亦可知矣。（《跋胡忠简公和王行简诗》）
德不孤，必有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胡铨游者大多是“志大而赡于文”之辈。爱与后生士子交往，是胡铨性格中非常突出的特点。而后生晚辈的投贽诗文，亦是为了得到胡铨的酬答，这就相当于得到名流的印证认可。名流印可，是士子的成名捷径，胡铨深通世故，通达情理，知道投贽士子的干谒目的、热望渴求。他不让人失望，“必用韵酬答”“率次韵以酬”，是一种很难达到的人生境界。深受时人好评、有着很好名声的胡铨阅尽世态炎凉，仍不失与人为善的雅量高致。这表明，他的生活是圆融婉转的，有弹性，能适应环境，既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坚持不渝地斗争，也能在日常生活中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圆熟婉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帮胡铨度过了生活的难关，久谪海外，丹心不改，“年七十五，长歌小楷，与四五十人无异”，学有所长，艺有所精，得享高寿。
有一则逸闻趣事可以补充说明胡铨高寿的秘诀。据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自警诗”条载：
胡澹庵（即胡铨）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曰：“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曰：“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文公全集》载此诗，但题曰“自警”云。……乃知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
此则记载表面上似说朱熹讥讽胡铨不能脱离色欲的诱惑而误平生，我们由此反而更能理解“大智大勇”的胡铨有血有肉、生气勃勃、元气淋漓的一面。正是胡铨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才能在岭海飘零十余年而得北归。对此，四库馆臣有较通达的看法：
铨孤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误平生，其操之为已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八《澹庵文集》提要）
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联想，沦落岭南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也与伶人乐工之辈交往密切，引以为知己，在岭南的岁月里“著书唯剩颂红妆”，写出了九十万字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与胡铨一样得享高寿。
胡铨后来功成名就，与他的高寿密不可分。隆兴元年癸未（1163），胡铨六十三岁，侍宴于后殿，作《经筵玉音问答》，其中的跋语颇能表达他晚年心境：
予半生岭海，晚遇圣天子擢用，一岁之间，凡九迁其职。一月之间，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迁秩之旨。至于隆兴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无比。（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
胡铨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他的高寿，在“半生岭海”之余，能够熬到晚年，“遇圣天子擢用”，从而渐入佳境、备受恩宠、大展宏图。由此可见：长寿，对于饱经沧桑、忍辱负重而又大智大勇的南宋迁岭文人来说岂不重乎？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