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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说到《秦风》中表现战争的诗歌，人们立刻想到的是《无衣》和《小戎》。不错，《无衣》和《小戎》的确是《秦风》，乃至《诗经》中反映战争的代表作。其实，《无衣》和《小戎》之外，《秦风》中还有两首反映秦土多战争的佳作《车邻》和《晨风》。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车邻》主旨，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赞美说、贵族妇人享乐说、燕饮之乐说、车马田狩说等等。影响较大的是发端于《毛诗序》的赞美说：“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宋人范处义《诗补传》又有发挥：“国人始见车马之盛，既已喜之，故欲往观焉。犹未得见其君也，见其侍御之人，使令之，则又喜之，于是相与言曰：车马如此，礼乐如此，侍御如此，及今不能为乐，过此以往则老且死矣。盖喜之之甚，欲其君及时虞乐也。”秦国百姓看到他们的国君铺排车马，侍御成群，鼓笙吹簧，尽情享乐，因此非常高兴。为了进一步鼓励国君的享乐之举，百姓以“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之辞进行劝说，这样的百姓实在太少见，而这样的说法也实在经不起推敲。《车邻》产生于秦仲时应不错，这是它被置于《秦风》首位的原因。但是赞美秦仲重视礼乐却不符合实情。秦仲即位时，秦人还居住在现今甘肃南部一带。这一地区多戎狄，秦人和西戎之间为了争夺土地征战不休。《史记·秦本纪》说，秦仲即位三年，西戎就反叛周室，灭了秦人的一支犬丘大骆一族。因此，周宣王即位后立刻任用秦仲为大夫，讨伐西戎。但是讨伐没有成功，秦仲反被西戎所杀。生存尚无保证，本就对礼乐文化不甚重视的秦人怎会有侍弄车马礼乐的心情和闲暇？
诸种关于《车邻》主旨的描述中，对享乐生活的歌咏这一观点虽然后出，却平实且贴近诗歌本意。持此观点的有尹继美《诗管见》、傅斯年《诗经讲义稿》、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祝敏徹《诗经译注》、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等。高亨《诗经今注》说“这（《车邻》）是贵族妇人所作的诗，咏唱他们夫妻的享乐生活”。把《车邻》主旨从前人所论写君或君臣转到夫妻家庭生活方面。但是高亨先生说得过于简略、笼统，诗中的许多疑问没有解答，譬如首章妇人“未见君子”的原因何在？这一问题又与“君子”此前做什么去了相关联。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的解释弥补了这一欠缺：“妇人喜见其征夫回还时欢乐之词。”此说甚得诗歌要意。女子的丈夫出征打仗刚回来，念夫心切的她急急地去与丈夫相见，丈夫或許因为公事尚未完毕，因此二人一时未能见面。第二第三章写夫妻终于重逢，于是鼓瑟鼓簧，畅饮美酒，尽情享乐。《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秦之故地“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邻》《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班固视《无衣》《车邻》《驷》《小戎》为写“车马田狩之事”的同一类诗。那么“车马田狩之事”具体指什么？“田狩”即狩猎，是古代练兵的一种方式，因此从宏观角度说田狩诗可以归入战争诗。姚际恒《诗经通论》有言：“此篇（《驷》）言平时讲武完备整暇，见在我为习练之师。惟其豫习平时，故临敌勇往，是《驷》正《小戎》之张本也。”此说道出田狩诗与战争诗的关系。“车马”在《诗经》时代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充当交通工具，另一种是作战车战马。班固既然提到了《无衣》和《小戎》两首典型的战争诗，那么这里的车马一定指战车战马。由此可知他所说的“车马田狩之事”就指战事。《车邻》全诗找不出一点儿田狩的迹象，显然与《驷》不类，因此，依班固所言，它应该与《无衣》《小戎》相类，属战争诗。但是它对战争的描写却与《无衣》《小戎》不同，不是直接描写，而是曲笔绘就。诗歌截取了战争结束后夫妻相见之乐这样一个场面，反衬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朱熹《诗集传》解释“邻邻”：“众车之声。”“邻邻”通“辚辚”。假如是一两辆车是难以用“邻邻”形容的。所以认为此诗描写朋友到访，表达了友人相聚之乐是说不通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才有众多车马集聚到一起？《诗经》时代一般来说只有两个场合，一是出征，二是凯旋。而从《车邻》表现的喜悦之情判断，应该是写将士凯旋。“有马白颠”句通过马匹的与众不同突出女子思念的男子独出于众。“寺人”即侍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寺人者，即诗人之省，非谓《周礼》寺人之官也。”高亨《诗经今注》释“寺人”为官名：“寺读为侍，侍候王侯贵族的人。”所以“未见君子，寺人之令”是说女子急切地希望见到胜利归来的丈夫，但是一时见不到，只能等待丈夫身边近侍的通报。此句再次强调女子的丈夫不是一般士卒，而是秦军将领。二、三章写女子终于与夫君相见，欢喜之情难以按捺，夫妻二人“并坐鼓瑟”“并坐鼓簧”。打仗必有伤亡，女子的丈夫能够平安归来，夫妻相见感慨万分，因此发出“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今者不乐，逝者其亡”的慨叹，那种经历了生死离别后再次相聚产生的巨大喜悦溢于言表。战争的残酷使他们认识到相聚不易，欢乐难得，因此要抓住眼前机会尽情享受。所以蓝菊荪先生《诗经国风今译》认为《车邻》表现了“妇人喜见其征夫回还”非常正确。牛运震《诗志》评《车邻》说：“莽莽草草，写出古风霸气。读其诗，可以知其俗。读此篇，简易之风、悲壮之气俱见。”牛运震作为清代评点《诗经》的著名学者，在人生经历上与其他评点者不同的是曾长期为官秦地（在今甘肃天水利徽县做过县令），对秦地风土人情有着深切体察，这是他理解品评《秦风》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一特点体现在《车邻》一诗上就是他对此诗风格特征的把握贴切而精准。“莽莽草草，写出古风霸气”指诗的第一章短短数句就写出了秦军凯旋盛大的场面、昂扬的士气。战车隆隆，战旗猎猎，战马嘶鸣，战将意气风发。“读其诗，可知其俗”意即通过读《车邻》即可了解秦土多战争的民俗。“简易之风、悲壮之气”恰如其分地道出秦人的特点：没有中原之国凡事遵循礼乐的繁缛。经历战争磨难后夫妻相见，即歌即咏，即饮即乐，没有尊卑之分，所以“并坐鼓瑟”“并坐鼓簧”。秦人坦率开朗的性情和那种经过战争洗礼后对生死的豁达认识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重逢、美酒、音乐本是欢乐的元素，但是面对无常的生命，欢乐背后是难掩的悲伤。悲至极致，化而为及时行乐的潇洒。读懂《车邻》后，我们会发现它对战争的含蓄表达比起《无衣》更深刻，更让人深思。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栎，隰有六驳。未见君子，忧心靡乐。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山有苞棣，隰有树槌。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晨风》主旨亦多种。有刺弃说、女思男说、贤者不忘其君说、秦穆公悔过说、苦秦思周说，乃至认为此诗主旨不详等观点。朱熹的妇女念其君子之说影响较大。他在《诗集传》中言：“妇人以夫不在，而言彼晨风，则归于郁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见君子，而忧心钦钦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与《庚廖之歌》同意，盖秦俗也。”朱熹明言女子是因为丈夫不在，故而看到归林的晨风鸟而起忧思之情，又因忧思而生埋怨“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丈夫为什么不在，朱熹没有解释。从诗歌表现出的浓郁思念之情来看，应该是夫妻暂时离别。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也说：“（《晨风》）丈夫在外，其妻思之。”我们再继续追寻下去：夫妻为什么离别？在《诗经》时代，要么是丈夫出差役，要么去打仗。结合秦地多战争的特点和《晨风》内容，此诗所述夫妻离别的原因应是女子的丈夫去打仗了。《晨风》诗凡三章，采用重章叠唱的方法表达忧思之深：“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未见君子，忧心靡乐”，“未见君子，忧心如醉”。谢枋得《诗传注疏》说：“始曰钦钦，中曰靡乐，终日如醉，一节深一节。”“未见君子”之后紧跟忧愁的描写，这种句式在《诗经》中出现十次，除《晨风》三次外，其他七次下文均有“既见君子”之乐。另外，《诗经》中还有十六次写到“既见君子”之乐，而无“未见君子”之忧的诗篇。只写“未见君子”之忧而无“既见君子”之乐的仅《晨风》一篇。这种写作上的独特情形，加之对忧伤一层深过一层的描写，说明诗中女子面对的不是寻常的分别，而是丈夫出征打仗。此去生死未卜，所以她无尽思念，深深担忧，思念、担忧至极时不免淡淡埋怨。朱熹特别强调“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与“《扊扅之歌》同意，盖秦俗也”。《扊扅之歌》写秦相百里奚在虞灭亡后，流离失所，后被识才的秦穆公拜为相。百里奚发达后，一日在府中举办宴席，千里寻夫的百里奚之妻扮作洗衣女佣为众宾客操琴抚弦而奏，唱道：“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贵，忘我为！”百里奚听后大为惊讶，仔细询问，方知是失散的妻子，于是夫妻团圆。导致百里奚与其妻分离的根源是战争，虞君不听百里奚之言，贪图晋国之宝，致使虞君和百里奚被俘，虞国灭，百里奚被迫逃亡，因而与妻离散。朱熹认为《扊扅之歌》中百里奚妻对丈夫的思念和埋怨与《晨风》中女子相同，而且说这是秦俗。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句话，为什么《晨风》与《扊扅之歌》所述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埋怨被朱熹视为秦俗？把《晨风》中女子的忧思与秦土多战争的特点联系到一起，一切就迎刃而解。早期秦人在与西戎的战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秦仲被杀，世父被俘，于此可以想见普通将领和士卒在战争中的境况只会更危险。男子在疆场上拼杀，他们的妻子在家既担心他们的安全，又因思念而生忧伤，所谓“忧心钦钦”“忧心靡乐”“忧心如醉”即是。时间久了，难免因思念之痛、担心之重而产生些微埋怨，认为丈夫“忘我实多”。战争频仍，被思念与担忧裹胁的女子就多，以至成为秦地一种普遍现象。所以诗中的女子只有未见君子之忧，无既见君子之乐。
《无衣》和《小戎》从正面直接描写秦国民众为了保家卫国积极参战的热情，《车邻》和《晨风》则从侧面间接含蓄反映频繁的战争对百姓生活造成的影响，它们都是《诗经·秦风》中反映战争的优秀作品。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归园田居》中的苦与乐张伟《归园田居》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后所作，“园田居”是陶渊明祖上传下的一座庄园，离城邑较远。陶渊明刻意选择这样一处偏远的祖宅隐居，目的是避开当时士族社会的交际场，彻底地回归自然。田居生活中本是有苦有乐的，但陶渊明的田园之乐颇受关注，相比之下，田园之苦则较为受到忽视。
一、 仕宦之苦、开荒之苦与田居之乐
《归园田居》其一是这组诗中最有名的。这首诗描写的是归田之乐，却以仕宦之苦开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韵”“性”都是魏晋时品藻人物的术语，是指人的本性和气质。“丘山”代指自然。陶渊明从小爱自然，不善于在世俗世界中生存，但生活逼着他出仕。《与子俨等疏》中说：“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遗俗患。”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得拧着性子出仕，但仕途如同尘网，他被困住其中，过得非常痛苦。鱼儿、鸟儿被网捉住之后都会极力扑腾挣扎，争取重获自由，陶渊明几次出仕，也在想方设法极力挣扎，因此通常出仕之后很快就会回归田园。如是反复，挣扎了三十年（一说是十三年），他对仕宦生活充满了厌恶，且他深知自己刚硬的性格与官场格格不入，照这样下去迟早会惹上大麻烦，不如弃而去之。
陶渊明是认真的，他打定主意“守拙归园田”之后，便与真正的农夫无二，扛起锄头“开荒南野际”。陶渊明出仕在外，家中虽有僮仆帮忙，但无主要劳动力，田地的荒芜情况较为严重，《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也表明了这一点。南亩是陶渊明的古田舍之所在。此刻決定沿着南亩的边际开荒，可能是使新开的土地与原有的土地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方便劳作。
开荒非常辛苦，但陶渊明并无丝毫抱怨。开荒之余，他开始细细描绘恬静的田园之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拥有十余亩宅基地，八九间草屋，虽然不是广厦华屋，但一家人居住也绰绰有余。屋子后面是枝条柔顺的榆柳，或取“余”之意；春季挂满了榆钱，柳絮纷飞，夏季草木郁郁葱葱，“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房前是桃树、李树，春天桃李芬芳、蜂飞蝶舞；到了夏天，“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投下一片沁人心脾的清凉。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是远景。“暧暧”“依依”是模糊不清、若有若无的样子。这房子是陶渊明的旧宅，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较为僻静。他写过“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表明想跟一肚皮功利心思的宦海沉浮的人保持距离，而跟村民交往时的行为则较为积极主动，“滤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直接取自《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通志作巷）中”，用在此处，如盐入水中，了无痕迹。在恬静的农村生活中，鸡鸣狗叫之声不但不显得嘈杂，反而更添其静。一如王维所谓“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以静写动，更能显出农村生活的静谧。这句诗也暗合《老子》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鸡鸣狗吠不但是现实农村生活的剪影，也是生活气息的体现。在秘境桃花源中，它们也是村民亲密的生活伙伴：“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桃花源诗》）
陶渊明的家中“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虚室”源于《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郭象曰：“吉祥之所集者，至虚至静也。”陶渊明摆脱“尘网”，洒扫“尘杂”，摒绝“尘想”，只留下一颗至虚至静的、无所羁绊的心。陶渊明对这种简单的田居生活感到非常满足。这首诗的最后，他再次用了一个比喻来描述自己的生活：“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二、 孔颜之乐与收成之忧
《归园田居》其一所写的是宦海沉浮之苦与闲居之乐，其二的苦与乐则与当下田居生活息息相关。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表明陶渊明的住处少有人来。“鞅”安在马脖子上的颈套，“轮鞅”是借部分指代整体，代指马车。村民步行即可前来拜访，用不着乘马车、牛车，因此“寡轮鞅”并不是指村民不来，而是他曾经结交的那些官场中人很少来。“穷巷”是狭窄的小巷子，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论语·雍也》中孔子对颜回的评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与“贤哉”的颜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人哉”的樊迟。樊迟问学农、学稼之事，孔子表现出极其冷淡的态度，待樊迟出，则毫不客气地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孔子认为士人只需劝说君主克己复礼，即可解决政治民生的一切问题，化民自四方而至，士人何须躬耕。在春秋时期，躬耕往往是农家或是那些隐居的道家人物所为。孔子认为君子当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他不主张学生学习躬耕，像颜回这样的好学生，居陋巷之中而不改其师的主张，纯粹地满足于精神追求之乐，受到他的肯定；而樊须想要学农学圃，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放弃精神追求，从事“鄙事”，是他所鄙弃的。孔子是宋国贵族的后代，虽然少时因家贫从事过“鄙事”，但始终怀着贵族思想。陶渊明早期完全服膺孔子的看法，但在混乱的世道之下，他既不能够出仕，又不能眼睁睁地饿死，“忧道不忧贫”实在瞻望难及，所以他虽然与颜回一样居于陋巷之中，享受着箪食瓢饮的简单生活乐趣，但他对孔颜之乐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修正，打算“秉耒欢时务”，以躬耕自给。
居于陋巷之中，本就无人来往，陶渊明还刻意关着门：“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这是陶渊明刻意发给外界的信号：不要来打扰我。他不仅拒绝俗人来访，也提防心中世俗的念头闯入。“虚室绝尘想”中“虚室”表示内心，“尘”字代表世俗，“尘想”指世俗的念头。他不与人交接，关着门，让自己的心灵闲静下来，不去动任何世俗的念头。如果说“白日掩荆扉”是为了“息交而绝游”，拒绝处世，那么“虚室绝尘想”是为了“丧我”而刻意进行的自处之道。过去的日子他在官场中周旋，实在太累，要好好静下来。但这静没有持续下去。他推开虚掩的荆扉，随意地披着衣服走到墟曲（村民聚居的地方）中去，跟那些日日在田间劳作的人们聊天：“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其他诗中，他也表达了与农人交往的乐趣。如“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等。陶渊明所幻想的理想世界桃花源中既不存在饥荒，也没有政府征税，老人小孩皆有所养，其乐融融：“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但现实生活中的世界并非如此。风灾、蝗灾、火灾，皆有可能毁灭农民辛辛苦苦经营的一切。《归园田居》中陶渊明虽然没有写到收税的小吏，但桑麻是否能如期成熟，引起了他提前的担忧。“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随着南亩的开荒工作顺利进行，土地一天天扩大，桑麻一天天地长大，他的担心也一天天地膨胀起来，他希望自己种植的作物能够抵抗住自然的侵袭，茁壮成长，直到收割的那一天。但此刻“霜霰”有可能会将人工种植的桑麻在一夜之间摧毁殆尽，只剩下零落的草莽。万一没了收成，一家人的生计将成为令人头疼的大难题。
三、 耕种之苦、忧生之苦与顺性之乐、邻里之欢
《归园田居》其三具体地描绘了陶渊明从早至晚的具体耕种画面：“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他的躬耕生活的真实写照。颜延之《靖节征士诔》说他辞彭泽令之后“遂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表明他归田之后的生活开销主要由耕种、编织提供，因此需多渠道开源。大豆即菽，是五谷之一，可作菜、榨油，亦可当主食。陶渊明到底是一介文人，种地耕田本非其强项。尽管他黎明即起，夜半方归，如此长时间的劳作与巨大的体力消耗，其所得的不过是淹没在茂盛的杂草丛中稀稀疏疏的豆苗罢了。若是一普通老农，每日扛着锄头去种豆，所得如此之微，难免产生抱怨，陶渊明则对此毫不挂怀。跟耕种之苦相比，他更强调“带月荷锄归”的美妙。虽有“夕露沾我衣”，在浓重的夜色中，寒冷的露水带来冰凉的体感，湿漉漉地黏在身上，并不舒服，但陶渊明更愿意强调“但使愿无违”的顺性之乐。
陶渊明喜欢游山玩水，虽然除庐山之外所居之处并无名山大川，但他依然乐得其中，并常常组织子侄、邻人同游。《归园田居》其四所讲述的正是由山澤之游引发的感慨。
年过半百的陶渊明与一群毛头小孩在林野、荒墟之中行走，发现累累丘垄之间依稀能看到昔日有人做饭汲水的井灶与种下的桑麻的朽株。丘垄，即墓地，陶渊明《杂诗》其四“百年归丘垄”可为其证。按照古代的丧葬习俗，人死之后通常会埋到一个较为集中的地方，如《拟古》其四：“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何孟春注《洛阳志》：“汉晋君臣坟多在此。”井灶的遗迹、桑麻的朽株表明这里曾是人的居所，而非正常墓地。陶渊明不禁开始好奇，谁曾经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突然死去，空留辛苦建成的家业、种好的桑麻？他向偶遇的樵夫询问。樵夫告诉他，此人已死了多时。陶渊明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完美的解答。樵夫虽未多言，或者陶渊明刻意未将此人的死因写出，但我们不妨推测一下。依常理，一个人若正常死亡，家人应当还在，昔日的居所不至于只剩下井灶的遗处与桑竹的朽株，其墓地也不会修在居所之上。而且诗中所言“丘垄间”也表明这并非一人之坟墓，而是许多人的坟墓，或许是全家人。他们并非正常死亡，而是因某种不可抗力而暴毙。乱世之中，造成集体死亡、出现大量废墟的原因，除了瘟疫，就是战争。陶渊明很少在诗中写到战争对百姓带来的伤害，但从大量有待开垦的荒地、“荒墟”、“废墟”中，不难看到在各派强权势力的倾轧之下，百姓的生命犹如转蓬、飘尘一般毫无保障。陶渊明不由得感叹，俗言“一世异朝市”，三十年间，封爵之朝堂与交易之市场已默默迁改，而人生转瞬即逝。“俗网易脱，死关难避”，他由此感悟：“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生与死是人生最大的矛盾。对于死亡的思考，实乃人生之大觉悟。这空无的觉悟，实际上激发了陶渊明的忧生之嗟。
《归园田居》其四和其五在叙事上似乎有种前后联系。在乘兴而来的郊游过程中，陶渊明因与樵夫的对话领悟到生命的虚幻，情绪突然低落，他“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让天真的子侄辈继续游玩，独自一人怀着惆怅的情绪策杖踏上了崎岖的归途。在归途中，他偶遇山涧，“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由此，诗歌的情感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山涧濯足涉及到《楚辞·渔父》的典故。渔父劝说屈原当“不凝至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屈原并没有听从渔父的劝告，决绝地表态：“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五臣注曰：“清喻明时，可以修饰冠缨而仕也……浊喻乱世，可以抗足远去。”世道昏暗，可是陶渊明不是晋室的宗亲，并无殉国之义务；他的性格也不如屈原一般决绝，而是更加坚韧。再次，他已经远离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这条潺潺流过的清流，激不起陶渊明出仕兴趣，只是让他想起了历史上的片段，因此他并不打算像屈原采取决绝的政治姿态，而是更加坚定了归隐的选择。他将双脚伸进清泉之中，任清凉的泉水透过脚底，慢慢凉透全身。这次郊游，不仅使他意识到生命短暂，世事无常，更让他再次确认洁身自好，抗足远去，高栖隐遁是目前唯一的、最好的出路。想清楚了这一切，他忧伤的心情也慢慢平复下来，感到无比轻松。“滤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回到家中，他欣然杀鸡置酒，款待邻居。在这组诗的末尾，我们仿佛听到了汉末诗人的吟唱之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陶渊明已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喝酒喝到天黑，在无烛的窘迫之中，以荆薪代明烛，通宵达旦地行乐。虽然喝得酩酊大醉，但他跟汉末人同样清醒：“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用与邻人饮酒的快乐，来冲淡死亡的苦涩之情。不过对快乐的追求，并未让他真正地了悟。他的“怅恨”之情并未消失，死的恐惧只是暂时被遗忘罢了。欢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他以“苦”来表达时光易逝的感伤。“欢来苦夕短”这句话值得玩味。“欢”与“苦”并存。虽然竭尽全力忘掉死亡的恐惧与由此带来的人生空幻之感，通宵达旦地饮酒，及时行乐，但时光流逝本身对“欢”就是一种极大的威胁。如论如何想要快乐，都只是徒劳地抗争罢了。
四、 苦与乐的源头
总的来说，陶渊明的乐来源于两个方面：处世与自处。他辞去彭泽令，并决心从此不再出仕，一劳永逸地摆脱“尘网”“樊笼”的羁绊，如释重负，身心重获自由。身居野外穷巷，无贵人到访，处世变得非常简单。他到村人聚居之处与之交谈，扛着锄头去耕种，与子侄郊游，与邻人喝酒；他刻意摒绝“尘想”，保持内心的闲静。这些简朴的村居生活，天趣盎然的躬耕场景，关切融洽的邻里关系，醇厚的乡间风俗，都令他由衷地感到快乐。
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陶渊明的归田当然不仅有诗情画意，但他刻意淡化归田之苦。尽管开荒、种豆都是较为耗时耗力的体力劳动，但他并没有大书特书，甚至甘之如饴。收成问题关系到一家人的生计，他与邻人交谈的话题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收成虽受“霜霰”影响，非人力所能控制，但毕竟只是涉及一年之生计，不像生死问题那样，引起他内心如此之大的震动。从这组诗来看，陶渊明最大的苦是对死亡的恐惧与无奈。鲁迅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归园田居》其五“怅恨独策还”，与邻人作长夜之饮，实际上内心中还是充满了对时间流逝的恐惧感。这种恐惧一方面源于对未知的死亡的恐惧（如“人生實难，死如之何”），更重要的原因，是源于年岁老大而一事无成的恐惧。陶渊明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他的确有爱自然的天性，这可能得益于他的外祖父大名士孟嘉、外叔祖孟陋对他的熏陶；另一方面，他少年时也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情怀，这种情怀可能源于他的曾祖父陶侃。《晋书·陶侃传》：“（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杂诗》其五“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时光流逝，这种因年岁老去而一无所成的恐惧感在陶渊明心中不断发酵，他感到遗憾、痛苦却有无能为力，常常彻夜不眠：“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陶渊明再怎么不愿意与世俗之人交往，也豁出去在尘世中辛苦挣扎了三十年（或曰十三年），该做的努力也做了，在彭泽县做了八十多天县令后，他已下定此生不再出仕的决心，年少时欲有所作为的抱负已然成空，时光匆匆而过，死关渐渐迫近，他无能为力，只能“于醉乡日月，另辟一新世界”，彻底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不可知的大化。尽管他对于死亡、哪怕是邻人的非正常死亡也有所怅恨，但他在诗中也从不避讳死亡，他在生死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关切，正好说明他乃一多情之人，具有诗人的敏感与哲人的情怀。多情，也是他的诗歌感人的力量所在。魏晋人对于死亡的态度本来就是很直接的，伤心就伤心，不必掩藏。陶渊明有“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感慨，但他并不刻意美化死亡，虽精于释理，却并不相信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他对死亡虽然有着敏锐的认识，却并无抱怨，而是慷慨面对，尽力化解死亡带来的苦涩之情。陶渊明显然并未忘怀生死、彼我，但他在面对生死问题时，也有属于自己的达观，甚至有些幽默，如“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笔下的开荒、桑麻、种豆、收成之忧、山泽之游、忧生之嗟、饮酒作乐，皆田园中实事，真实地呈现了苦乐交织的生活，“真致旷然”。不论“夕露沾我衣”、“常恐霜霰至”、“怅恨独策还”、“欢来苦夕短”有多少辛酸苦涩，陶渊明笔下的田居生活依然是充满着快乐：“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带月荷锄归”、“相见无杂言”、“荆薪代明烛”中的和平宁静、素心之谈，皆令人心生向往。陶渊明之所以能够超越于同时代人，创作出“元气自然，縣象著明”的田园诗，在于他能透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挖掘到生命生生不息的本质，无论是苦是乐，是忧是喜，皆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大境界，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味，感人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