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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在河北省饶阳县出土了隋开皇六年（586）李敬族、赵兰姿夫妇的合葬墓，他们是隋代著名文臣李德林的父母。从墓志来看，李敬族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同年十二月廿一日安厝于定州安平县旧里；赵兰姿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二年（571），同年五月三日亦葬于安平旧里。但是在开皇六年正月卅日，他们却同时改葬于和安平相邻的饶阳县。这次改葬有何缘故呢？《李敬族墓志》载：“开皇五年冬十月五日，诏赠使持节、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十一月廿五日，诏曰：赠使持节、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李敬族，操履方峻，学业渊远，道长运短，位不充量。其子内史令、上仪同三司、成安县开国子德林，皇运初启，策名委质，参赞经纶，专掌文翰，实禀遗训，克成美业，前加荣饰，未申优礼。可重赠使持节、开府仪同三司、定瀛易并前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封定州安平县开国公，邑壹阡户，谥曰孝。”（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可见，改葬与李敬族先后被封赠有关，而封赠则又因为其子李德林“参赞经纶，专掌文翰”的功业。
从《隋书·李德林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印证。传云：“（开皇）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高祖省读讫，明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必令公贵与国始终。’于是追赠其父恒州刺史。未几，上曰：‘我本意欲深荣之。’复赠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以德林袭焉。”李敬族的两次封赠和李德林的袭爵，显然与《霸朝杂集》的成书有关。那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呢？
《隋书·经籍志》著录“《霸朝集》三卷，李德林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同；《旧唐志》《新唐志》《通志·艺文略》则与《隋书·李德林传》同，皆作“《霸朝杂集》五卷”。此书为李德林奉隋文帝敕命编撰的文章总集，今已亡佚，无辑本，仅有序文存于《隋书·李德林传》中。自序文观之，可对《霸朝杂集》一书形成以下初步认识：其一，内容方面，此书收录了周隋禅代之际周静帝和杨坚相府两方公文，由于皇帝已为傀儡，权归丞相，文书实际上皆自相府发出，李德林时为相府僚佐，序云“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纳百揆之日，两朝文翰，臣兼掌之”是也。其二，起訖方面，录文始于杨坚任丞相（《隋书·高祖纪》载大象二年五月庚戌，周静帝拜杨坚为左大丞相，九月壬子又诏授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迄于即位之前（《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元年二月甲子，杨坚自相府入宫即皇帝位），即大象二年（580）五月至开皇元年（581）二月短短九个多月之间，序云“前奉敕旨，集纳麓已还，至于受命文笔”是也。其三，作者方面，所收皆李德林代皇帝、丞相而作或经其手润色者，序云“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有臣所作之，有臣润色之”是也。其四，文体方面，以诏策为主，又有玺书、表奏、檄书、露板等，序云“周静南面，每诏褒扬，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檄书露板，及以诸文”是也。其五，思想方面，自“天命论”出发，李德林表达了对杨坚神龙腾举、幽显冥符的颂赞，以及对文臣武将以屠钓幽微化为侯王的庆幸，序云“烟雾可依，腾蛇与蛟龙俱远；栖息有所，苍蝇同骐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难”是也。
通过序文认识了《霸朝杂集》的特点之后，便会发现该书收录的文章其实是颇有留存的，尤其是李德林代拟的诏策，主要保存在《周书·静帝纪》和《隋书·高祖纪》中。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隋文》卷十七、十八皆为李德林文，卷首有小注曰：“案《隋书·李德林传》：‘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又案《霸朝集序》，静帝诏册皆德林作。今据之编入德林集中。其余齐天统初至武平初诏诰、入周以后诏诰、开皇初诏诰，未必出一人手，未敢编入。”《霸朝杂集序》是严可均辑李德林文的主要依据，其中的诏策也是现存李德林文的主体部分。兹据严可均辑本，将原载《霸朝杂集》诸诏策按颁布时间胪列如下，且注明出处：（1） 《为周静帝诛尉迟迥大赦诏》，大象二年八月己卯，出《周书·静帝纪》；（2） 《以隋公为大丞相诏》，大象二年九月壬子，出《隋书·高祖纪上》；（3） 《赐姓复旧诏》，大象二年十二月癸亥（《隋书·高祖纪》大定元年二月壬子有云“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但未载诏令全文，严可均以为时间当从《周书》，姑从之），出《周书·静帝纪》；（4） 《隋公进爵为王诏》，大象二年十二月甲子，出《隋书·高祖纪上》；（5） 《改元诏》，大定元年正月壬午，出《周书·静帝纪》；（6） 《求贤才诏》，大定元年正月丙戌，出《周书·静帝纪》；（7） 《劝隋公受九锡诏》，大定元年二月壬子，出《隋书·高祖纪上》；（8） 《策隋公九锡文》，大定元年二月甲寅，出《隋书·高祖纪上》；（9） 《禅位诏》，大定元年二月丙辰，出《隋书·高祖纪上》；（10） 《禅位册》，大定元年二月丙辰，出《隋书·高祖纪上》。除此十篇之外，杨坚为相时期的诏令中，今存者尚有《隋书·豆卢》传所载《劳豆卢诏》，《隋书·李穆传》所载《允李穆劝进诏》，严可均皆系于隋文帝名下，或亦见于李德林《霸朝杂集》。
《霸朝杂集》所收皆周隋禅代之际的公文书，其颁行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在汉魏南北朝时期，这些文章皆属于文学的范畴。因此，可以分别从政治和文学两个视角，扼要谈谈这部特殊历史时期的文章总集。
政治方面，可以从“霸朝”二字切入来分析。“霸朝”一语始见于东晋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其文称荀彧“委面霸朝，豫议世事”，称崔琰“策名魏武，执笏霸朝”（《文选》卷四七）。或以为“霸朝”指偏霸一方的僭伪政权，事实上则是权臣以军事力量架空皇帝、控制政府后建立的府署，是篡位之前国家的实际权力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存在，一般有丞相府、大将军府、大司马府、太尉府、骠骑将军府等形式，中古史籍多称为“霸府”。袁宏以“霸朝”称曹操大丞相府，李德林以“霸朝”称杨坚大丞相府，在魏晋南北朝霸府政治的历史中，前者是开端，后者是终结。自南北朝“八书二史”观之，宋之刘裕、齐之萧道成和萧鸾、梁之萧衍、北齐之高欢和高澄、北周之宇文泰在即位前皆曾建立霸府，且笼络了不少文人，如谢朓之于萧鸾、任昉之于萧衍、张雕之于高欢等。李德林之所以在杨隋开国后任内史令，以北齐士人身份跻身于隋文帝的关陇集团，正因为其霸府时期“参赞经纶，专掌文翰”的经历，而《霸朝杂集》可谓其佐命勋业的证明。李德林不仅是杨坚大丞相府文人的领袖，更是创建大丞相府的倡议者。《隋书·李德林传》载：“刘昉、郑译初矫诏召高祖受顾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诸卫既奉敕，并受高祖节度。郑译、刘昉议，欲授高祖冢宰，郑译自摄大司马，刘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便即依此。以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昉但为丞相府司马。译、昉由是不平。”杨坚丞相府设于北周的正阳宫，具置僚佐，李德林当时被任为丞相府属，后因尉迟迥等三方起兵，军书羽檄皆出其手，多参谋谟，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郑译、刘昉等为了个人私利，欲承北周六官之制，以杨坚为大冢宰。大冢宰为天官府首领，“所属除御正纳言以外，不出禁卫掖庭饮食衣服诸掌”（王仲荦《北周六典》），尽管宇文护曾以五府总于天官，使大冢宰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职位，但毕竟有违六官制度的根本，不如以大丞相秉政直截了当。因为魏晋以来丞相多非寻常人臣之职，这样便直接赓续了曹操以降的霸府政治，明确宣示了其禅位称帝的目的。南北朝史籍中，“霸朝”“霸府”二语在名义上无严格区分，但“霸朝”一般指存在时间较长者，如曹操、高欢、宇文泰等北方政权，南朝霸府存在时间均甚短，似不宜称“霸朝”。李德林以“霸朝”指称杨坚大丞相府，或本北方传统而言，或有推尊杨坚之意。李德林撰《齐书》，似即多用“霸朝”语，从其子李百药在《齐书》基础上完成的《北齐书》今本残文来看，便多用“霸朝”，且以之与“霸府”对举，这在其他南北朝史籍中是不多见的（沿袭《北齐书》的《北史》除外）。
文学方面，可以从“杂集”二字切入来分析。“杂”字不见于《隋志》，观《隋书·李德林传》，一云“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一云“我昨读《霸朝集》”，后者述隋文帝语，或为略称，当以《霸朝杂集》为是。《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著录魏晋南北朝诏策，以“杂”命名者甚夥，如《魏朝杂诏》二卷、《晋朝杂诏》九卷、《宋永初杂诏》十三卷、《齐杂诏》十卷、《后周杂诏》八卷、《杂诏》八卷、《杂赦书》六卷，梁有唐亡者又有《晋杂诏》等七种。所谓“杂”，当指文体而言。《霸朝杂集》兼收檄书、露布等，但从《隋志》将其与诏策类总集归并在一起来看，诏策当是其主体，尤其是诏。策亦称册，《霸朝杂集》今存册文二篇，即《策隋公九锡文》和《禅位册》，其中前者乃模拟汉魏间潘勖《册魏公九锡文》而作，渊懿浑朴而又清刚峻健，允为李德林之代表作。按潘勖之文，刘勰甚为称许，《文心雕龙》诸篇屡屡言及，如《诏策》云“潘勖《九锡》，典雅逸群”，《风骨》云“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才略》云“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其原因即是潘勖之文能够镕式经诰，模拟《尚书》《左传》《国语》等经典以行文，合乎刘勰宗经征圣、斟酌质文的文章标准。李德林文从主旨、结构到句式，皆自潘勖文化出。李德林文以十三个“此又君之功也”铺叙杨坚勋业，更是潘勖文中“此又君之功也”的直接翻版。虽然李德林文淡化了对《尚书》古奥文句的模仿，但亦当得起“典雅逸群”“思摹经典”“骨髓峻”的评价。刘勰所谓风骨，仅从修辞层面立言，而无思想上的要求，故而潘勖此文内容虽不足取，文辞却可谓风清骨峻，李德林文亦可如是观之。潘勖代汉献帝立言，称颂曹操功德，实际上乃秉曹操意旨而作；李德林代周静帝立言，称颂杨坚功德，亦出于杨坚的授意。朝廷和霸府权力虚实二分的政治体制，使这一代言体分外独特，文人代皇帝发出的却是权臣的声音。杨坚不悦文学，开皇间曾下诏反对绮靡文风，李德林文多引典谟成语，骨气端翔，一洗南朝藻饰之习，他能得到杨坚的垂青，显然不止由于他在政治上的攀附，亦有文学上杨坚对他的赏识。自北周平齐后，李德林即以诏诰格式闻名于关中，周武帝曾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天上人”（《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其文名杨坚不容不知。从任大丞相到称帝，诏令皆出李德林之手，他从丞相府僚佐一跃而为开皇初的内史令，文学才能显然是其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
作为北齐士人，李德林选择投靠新朝，在“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的时代，原本无可非议，但从后世一统王朝的视角来看，其行径便难免訾议。明代张溥在《李怀州集题词》中斥其“反顏事雠，何如鼠也”，“究其羽檄丝纶，皆谀笔耳”（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跳出政治道德上的是非彼此，自历史的客观进程而言，李德林的意义主要在于，传自北齐的汉魏制度和文化，经由以他为代表的北齐士人之手，逐渐成为隋代乃至唐代制度文化的一部分。《隋书·高祖本纪》载开皇元年隋文帝即位之日，“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据《通典》“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通典》卷二五《职官七》子注）之言，隋代对汉魏制度的继承是藉由北齐而来的，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论之綦详。李德林建议杨坚任丞相而非大冢宰，为文又能典雅质穆，摆脱南朝的文绣鞶帨之习，无论政治抑或文学，皆表现出向汉魏回归的倾向。
近年，在陕西西安发现了李百药墓志，其中云“今遵遗令，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迁厝于雍州万年县少陵原”（李浩《新发现唐李百药墓志铭及其价值》，《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且引述前代杜预诸人不返葬故乡之例为李氏舍弃祖茔辩解。可见李百药时，李德林这一支已比较彻底地完成了中央化进程，逐渐褪去了赵郡李氏旧门阀的影子。李德林将其父葬于被灭亡的故国，而其子却选择远离故土扎根京邑；北齐被关中军事贵族殄灭，而其制度文化却被隋唐政权暗自承袭。一个家族的迁徙流转，何尝不可视为一个王朝文化命运的象征？
[本文为国家社科项目“隋代文官制度与文学空间研究”（13CZW03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