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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中有非常丰富的空间形象以及表現手法。其中急速、飞驰的空间形象，既可以表现痛苦、焦虑的情感，也可以表现极度的兴奋、喜悦。唐至德二载（757）永王李璘兵败，诗人李白作为幕僚被判流放夜郎。李白过洞庭，沿着长江而上，行经三峡夔州时，幸遇大赦。李白接到赦令，满怀喜悦，立即掉转船头，顺流回返：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李白的名篇《早发白帝城》。诗虽短短四句，却塑造出舟行峡江、一日千里这一鲜明生动的空间形象。白帝古城在夔州，李白早晨从白帝城出发，晚上就到了江陵（今湖北荆州）。这段水路正好是长江的三峡，两岸群山连绵，江水湍急。千里之遥，轻舟朝发而夕至。两岸不时传来猿声，轻舟急速越过万重山峦。行舟快速传达出诗人兴奋激动的心情。
空间因素在这首诗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此诗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那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诗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出现，严格说来仅仅只有“朝辞”暗示了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如果说，它描写了诗人喜悦之情，那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诗中完全没有直接的情感描写。如果说，一首诗必定有一个抒情形象，那么这首诗的抒情形象只能是诗中留给读者鲜明的空间印象。如果说，诗歌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叙事的话，那么这首诗只是叙述了在大跨度空间中一片轻舟急速位移的状况。这一空间过程描绘得如此生动，以致读者仿佛随着船行千里从不同的角度目击了这一过程，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就好像航拍的影视画面一样。诗歌着力描写的这一空间过程，我们称之为“空间形象”。瞬息千里的空间形象是这首诗艺术上成功的关键，也是这首诗的全部，换言之，如果把空间过程从这首诗中过滤掉，那么它实际上就什么也不剩了。一日千里，空间上快速穿行，传达了诗人难以言表的喜悦。
空间形象的塑造依赖于多方面综合因素的历史积累。我们看到，三峡一带独特的地理形态通过许多历史事件，不断进入到集体记忆当中。诗人的空间形象，实际上是在丰厚的历史记忆、生动的群体空间感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的结果。
山川地理，对于诗人而言，既是客观自然的对象，又是历史悠久而丰富的印迹。自然的山川已经在历史文化的记忆中讲述了千百遍，所以，诗人面对的并非纯粹客观的空间，而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形成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诗人看三峡之时，他已经是通过自身的历史文化来看这些山川。
李白诗中的白帝城在夔州奉节县（今属重庆），汉代称为鱼复县。鱼复故城即赤甲（赤岬）城。（参《通典》卷一七五《州郡五》夔州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莽时，公孙述据蜀，有白龙出殿前井中，述以为瑞，自称白帝，更号鱼复为白帝城。后刘备改为永安宫。《水经注》卷三三都有相关记载。围绕着白帝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夔州为蜀之重镇，素为兵家所争之地，其地形势险峻，李白形容白帝城是在“彩云间”，正写其所在山势之高。
李白说：“千里江陵一日还。”空间上“千里”距离之长与时间上“一日”之短相对比，突出船行快速，这正是长江地理形势造成的。长江源于青藏高原，源头区域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而95%的落差集中在宜昌以上的上游段。从文献角度来看，对三峡江行之速的描写并非始于李白。盛弘之《荆州记》曰：
旧云自三峡取蜀，数千里中恒是一山，此盖好大之言也。唯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日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宜有时云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渌潭，回清到影，绝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其间。清荣峻茂，良多雅趣。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太平御览》卷五三，《四部丛刊》本）
此段文字，完全为《水经注》所抄录，卷三四曰：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隠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淸倒影，绝多生怪（本作柽，陈桥驿以为当是怪字之讹）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淸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两段文字对照，可见传写修改的变化。船行快捷，已经在这些文献中有所表述，所谓“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一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这些空间认知、形象概括为后来诗人的创造奠定了基础。《水经注》成书在北朝，公元六世纪前期，距离李白（701—762）约有两百年。
永泰二年（766）李白已经去世四年，杜甫到达夔州，《最能行》当作于这一时期。诗曰：
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柂入波涛，撇旋梢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塘漫天虎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杨慎《升庵诗话》曰：“盛弘之《荆州记》巫峡江水之迅云：‘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杜子美诗：‘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李太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扁舟已过万重山。’虽同用盛弘之语，而优劣自别。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愦愦。白帝至江陵，春水盛时行舟，朝发夕至，云飞鸟逝不是过也。太白述之为韵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李、杜诗旨有别，一叙遇赦喜还，一述夔州风土，本不可相较。不过，就诗句所塑造的舟行千里、朝发夕至的空间形象而言，李白此诗确实用笔有力，刻划生动。焦竑《唐诗选脉会通》亦赞李白概括盛弘之之语，“述之为约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舟行千里、朝发夕至的意思，李白诗前两句就写尽了。三四句实际上把意思再说一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此首绝句，诗人在四句之中竟然写了两遍，不过，叙述方式却大不相同。前两句重概括，后两句重形象。清沈德潜《唐诗别裁》云：“写出瞬息千里，若有神助。入猿声一句，文势不伤于直，画家布景设色，专于此处用意。”施补华《岘佣说诗》曰：“太白七绝，天才超逸而神韵随之。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如此迅捷，则轻舟之过万山不待言矣。中间用‘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句垫之，无此句则直而无味，有此句走处仍留，急语仍缓，可悟用笔之妙。”
论者皆赞叹第三句曲折用笔而富有意味，道理何在？此处“走处仍留，急语仍缓”；“入猿声一句，文势不伤于直”，正是绝句冲突性结构、戏剧性结构的反映。此诗前两句为概括，概括不免抽象，虽用语简洁有力，然而留给读者的具体印象、可以想象的内容却比较少。这就是诗家所谓“急语”、“直而无味”。也就是说，如果读者对于三峡了解不多，他们想象舟行千里的过程就比较模糊，就像对飞船一无所知的人无法想象绕月飞行一样。所以，诗人回过头来重新描写这一段过程，他没有忘掉诗人之所长，或者说，几乎本能地运用诗歌的动态手法，着重表现动态的形象：“轻舟……过万重山。”这使得读者对“千里江陵一日还”有了具体想象的线索，形象性、画面感就是前引诗家所谓“画家布景设色”，而且诗人没有忘记一定不能漏掉声音元素：“两岸猿声啼不住。”陶渊明在非常寂静的村落空间描写中，正因为“鸡鸣”、“狗吠”这些声音元素创造出真切、生动的想象情境，同样，在李白这首诗中，尽管整个空间形象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两岸猿声”更使人产生身临其境、能够充分想象的效果。从前引《荆州记》及《水经注》文可见，“猿声”意象也来源于前代的感知、知识的积累。
总之，此诗有两个叙事层面，一是比较概括性的，点明“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是更加具体形象的描述，以“两岸”、“猿啼”、“轻舟”、“过”、“万重山”等具体细节刻划舟行千里的空间形象，给人以丰富的想象。这一快捷急速的空间形象正传达出诗人遇赦回归时喜悦兴奋的心情。
傅庚生云：“李青莲《早发白帝城》……当亦是成于长流夜郎、遇赦得还、放舟大江之顷，可与杜诗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比并以吟哦也。”（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论者将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值得深思。这两首诗都是一时兴会所至而创作的杰作，让人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不仅在于它们都提到了三峡，更关键的在于它们有着非常类似的空间形象以及形象表现手法。杜甫的这首诗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曰：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广德元年（763）春杜甫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听到安史之乱头目自缢，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喜讯，万分高兴，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读杜心解》卷四）。与李白《早发白帝城》诗非常相似，杜甫此诗在意象和感受性方面确实给人迅快、急速的印象。论者从不同角度都说明了这一共同的感受，如明末黄周星评此诗所曰：“写出意外惊喜之况，有如长江放溜，骏马注坡，直是一往奔腾，不可收拾。”（《唐诗快》卷二）邵长蘅云：“一片真气流行，此为神来之作。”毛奇龄说：“即实从归途一直快数作结，大奇。且两峡两阳作跌宕句，律法又变。”（《杜诗镜铨》卷九）都说明一个特点，迅速、畅快。
此诗首联写初闻喜讯时的激动；颔联虽为对仗，但“看妻子”与“卷诗书”实为两个连续性的动作，而且正是在“涕泪满衣”后才有的动作；颈联承“喜欲狂”而来，因喜而放歌纵酒，且思及还乡；尾联遂筹划还乡的路径。
迅快、急速的印象实际上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此诗风格质朴，意思浅近明白，笔墨酣畅淋漓。特别是末尾诗人运用“流水对法”，两句诗十四个字中一连嵌入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在本句中各自对应，又前后联中彼此对偶，在诗歌形式上极为工整，给人畅快的印象。论者以为的“一往奔腾，不可收拾”、“一片真气流行”，以及王嗣奭《杜臆》所谓“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直，他人决不能道”，皆是此意。
二是空间意象上的迅急。这主要源于末尾两句，“一直快数”，“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给人造成迅急、快速的空间意象。巫峡，长江三峡之一，在今重庆巫山县。襄阳，今属湖北。洛阳，今属河南。唯巴峡在什么地方，诸家异说。
冯至《杜甫诗选》注此诗云：“巴峡，在湖北巴东县西。”（冯至《杜甫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巴东县在巫峡与西陵峽之间，这当是说，巴峡在三峡当中，而且从上游下行，先经过巫峡，再通过巴峡。这与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句意，即从巴峡而至巫峡的意思显然不合。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以为，巴峡即“指嘉陵江上游，阆、白二水的江峡，曲折三曲，状如巴字，故称巴峡，又称巴江。杜甫在梓州动身，先要由涪江入嘉陵江，所以说‘即从’”（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萧说所据即《太平御览》卷六五“巴字水”条引《三巴记》，曰：“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然《三巴记》说的是巴水，似与嘉陵江无关。嘉陵江左右各有一水，左有巴水（巴江，今巴河、渠江），右有涪江水，三水于合州处汇合，称涪江水（今又称嘉陵江），通向重庆。但梓州即在涪江水边，而且涪江水运很盛，所以，杜甫欲走长江，过巫峡，何以要取道嘉陵江上游，颇难解释。
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注此诗曰：“巴峡，指今重庆市东面的巴峡，在嘉陵江，俗称小三峡。《华阳国志·巴志》：‘巴亦有三峡。’”（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严耕望曰：“渝州以下为入峡路。江行八里，南岸涂山，高七里（此“七里”当有误。高度常用若干丈，很少说多少里。三峡峭壁高出江面有超过500米者，四川盆地四周高山和高原海拔2000—3000米，盆地海拔300—700米。参任美锷《中国自然地理纲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6页），有禹庙，传为禹娶处。又东接石洞峡，去州二十里，为蜀汉置关处，似即古阳关，乃巴国拒楚三关之一。又东，山颇高险，古盖有黄葛峡之名。又东经明月峡，去州八十里，峡西二里有三搥石。峡首南岸，壁高四十丈，有圆孔如满月，故名。有古滩城者，传为巴子置津立城外，在巴县东七十九里，盖在此峡之首欤？又东一百五十里至乐温县（今长寿西北五十里）。又东南经杜诗所见之黄草峡，九十五里至鸡鸣峡，南岸有枳县故城。又十五里至涪州治所涪陵县。”（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时谓重庆以东的石洞峡、铜锣峡、明月峡统称巴峡，若是则巴峡当在重庆至涪陵的长江段，则与嘉陵江无涉。
杜甫一家当时住在梓州，就在涪江边。根据严耕望对唐代交通的考证，可以推知他们返回洛阳的路线。杜甫当是选择涪江水路，从梓州（三台）到渝州（重庆），再从长江水路，穿过三峡，到达荆州。从荆州改由陆路，通过襄阳，到达洛阳。
具体行程：从梓州出发，沿涪江水向东南方向，经射洪县、通泉县、长江县、遂州（方义县，今遂宁）、青石县、青石山，至合州石镜县，到达渝州（重庆）。唐时涪江的水运甚盛，盖从绵州（今绵阳）、梓州至合州、渝州多取水路而行。涪江水在渝州与长江汇合，船行入长江，一路东行，经过涪州、忠州、万州、云安、夔州，即过巫峡，归州，峡州（宜昌），到达荆州。
在荆州改从襄荆驿路北上襄阳、洛阳。从荆州出发，经过纪南驿（纪南故城即楚之郢都）、白碑驿、观风驿、武宁驿、团林驿（今团林铺），荆门县荆门关，乐乡县乐乡关、蛮水驿、宜城驿、宜城县、善谑驿、襄河驿，经过鹿门山、凤林关、岘山、桃林馆，到达襄州（襄阳县，今湖北襄阳市）汉阴驿。渡汉水，经过邓城县，邓州（穰县），南阳驿、南阳县，鲁山县，龙兴县、汝州，郁阳驿、广城驿、白沙馆、彭婆馆，渡伊水到达龙门驿，从伊阙进入东都洛阳。（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王文楚《唐代洛阳至襄州驿路考》、《唐代长安至襄州荆州驿路考》，载《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
杜甫所想的回家之路分为三段：一是梓州到渝州的水路，约380公里；二是从渝州经长江三峡到达荆州的水路，约780公里；三是从荆州，经过襄阳到达洛阳的驿路，距离约550公里，总计1710公里。在当时舟车的条件下，客观上无论如何都是一次漫长的旅行，但诗人却说：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他只说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并且用“从”、“穿”、“下”、“向”这几个词将行程中的标志性的地点连接起来，漫长的1700公里，在想象中被压缩为咫尺之遥，仿佛一下就可穿越而过。霍松林说：“‘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见《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
“穿”、“向”这两个字表现出强烈的动态，但“下”字更值得注意。按照历史上语言习惯，古之行路，由西北而东南率谓之“下”，由东南而西北率谓之“上”。从荆州北行到襄阳、洛阳，总是称之为“北上”，从北方到南方地区，称之为南下。（上北下南，这种习惯在英语中也存在。英语中有uptown与downtown的区分。商人菲利普·霍恩〔Philip Hone〕曾做过纽约市长，他在十九世纪30—40年代的日记中，称曼哈顿岛的南部为下城，北部则称之为上城。一个半世纪以后，当美国人提到芝加哥以南的伊利诺伊州时还在用下州，而提到纽约市以北的纽约州时则用上州。见[美]罗伯特·M·福格尔森《下城：1880—1950年间的兴衰》，周尚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按照通常习惯，诗人应该说“便上襄阳向洛阳”。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荆州的平均海拔大约30～40米，境内丘陵地，海拔50米以上，八岭山最高海拔103米。襄阳市最低点海拔44米，丘陵海拔多在90～250米之间，最高点是与河南省交界处的玉皇顶，海拔778.5米。保康县官山的海拔2000米。
洛阳地处秦岭山系向东延伸的余脉，小秦岭、崤山、熊耳山、外方山和伏牛山等都集中在境内的西部，一般海拔约1000～2000米，部分山峰超过2000米，栾川境内伏牛山脉的老君山，海拔2192米，是洛阳市的最高山地。东部海拔150～800米，部分超过1000米。
显然，荆州地势最低，襄阳更高一些，而洛阳的海拔普遍又高于襄阳。所以，从地形上来说，诗人也应该是“便上襄阳向洛阳”，但詩人在这里，偏偏没有按照一般的语言习惯，他完全改变惯例，把从荆州一路向上的空间过程改换成一路下行的状态。无论是按照经验还是理推，下行的速度总是远远快于上行速度，当诗人用“下”时，显然比更加客观的“上”字能够带给我们更多快速的暗示和想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空间形象的表现手法上，与屈原“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完全一致，它们都是将地名、地点所标识的巨大空间跨度，压缩在“朝……夕……”的时间段中，或者是在“穿”、“下”这样的速度中越过。它们都表现了一个强烈的情感，在屈原那里，是某种忧患、不安，而在杜甫那里，则是终于能够回到朝思暮想的家乡的喜悦。诗句简洁对称、无限趋于完美的形式，使得这种情感更加强烈，整个诗句一气贯注、活泼流走，足见诗人此时思绪的飞扬，迫切回乡的欣喜与渴望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