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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古文章未尽才”是郭沫若对闻一多的评价，闻先生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憾事。闻一多先生是著名诗人、学者和民主运动战士。作为学者，他在“故纸堆里讨生活”致力于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著有《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和《唐诗杂论》三部专著。先生以自己的研究實践给我们留下了精湛的研究方法，郭沫若在本书的《序言》中评价道：“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实在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闻一多全集》卷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
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方法，前辈们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如朱自清先生的结论是：“尽管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从事古代诗歌的研究，对于他是十分方便的，但闻一多先生没有走近便的路，作为研究的第一步，他走的还是‘走正统的道路，就是从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闻一多全集》卷一）
袁謇正先生评价说：“闻一多先生更以十五六年的努力和成绩推波助澜，他不但吸收了传统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的成就，而且还吸收了近代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诸方面的成就，堪称这一领域里自觉尝试采用综合研究并获得可观效果的杰出学者。”（季振淮主编《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二
以上是前辈们从宏观层面对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所做的深刻而全面的评析。《神话与诗》是先生研究先秦典籍的专著。本文就以《神话与诗》为例，从微观层面，揭示出先生在研究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具体而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
（一） 打通文史
学者王国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是历史的产物，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的土壤。闻一多先生深知文史一家的观念，所以他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第一步还是走正统的道路，即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反过来，研究神话也必须回到原始社会。如在《伏羲考》中探讨伏羲与女娲的关系，尽管有文字记载，“兄妹说”、“夫妇说”，究竟哪一说才是历史的本质？我们只有回到历史才能找到答案，先生依考古学者发现的原始石刻和绘画图像，结合原始社会状况，断定我们的祖先是兄妹兼配偶的关系。符合原始社会的历史情况。又如在《姜嫄履大人迹考》中，考“畤”时，先生就回到历史，“畤”本周人郊天配后稷之处，秦未列候前，不得郊天，即不得有畤。秦之有畤，以有周地而修周故事，此后汉代也复因素故事以立畤也。虽然秦立国后，郊天则可，立畤则不可。先生回归历史，从中阐明了“畤”的来龙去脉，从而断定“畤”与“稷”的关系。
研究神话要回归历史，我们了解历史也可借助神话。一个个神话故事，就是当时社会的写照。如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借助先生的考证，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他们祭高唐是代表着那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礼俗。再如《说鱼》中，先生通过对隐语鱼的考证，我们也看出了一种社会风俗。在原如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生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种族的繁殖被重视，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至此，我们就明白古代诗文中“鱼”的含义背后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它反映着历史，积淀着历史。作家也是时代造就的，研究作家，同样得回归历史。先生在《屈原的问题》一文中，称屈原是个“文学弄臣”，乍听好像贬低了我们心中高大的屈原形象。但根据“知人论世”的方法，屈原生活时代是文艺家没有独立地位的年代，就是在西汉许多文人如东方朔、司马相如，也是作为弄臣出现的。所以结合历史，给屈原以“弄臣”的身份是合理的。作品、作家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要建立文史一家的观念来研究文学。
（二） 立足考据
郭沫若曾指出，先生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的考据方法。闻先生的考据功力深厚，观念新颖。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诗经》《楚辞》《周易》等，所教的就是考据学。考据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先生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翔实的论据，细心的考证基础上的，从不凭空下断语，从不迷信权威。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一文中，先生打破了汉儒制造的灾异论，指出此一传说自上古农业时代之祈雨行为。先生总求力求搜集众多证据，择善而从，表达自己新颖独特的见解。
文中考据事例不胜枚举，仅举几个代表性的事例就可见先生考据之特色。如在《伏羲考》中，先生给我们罗列了考古的石刻和绢画两类图像。石刻有五种：武梁祠石室画象第一石第二层第一图
同上左右室第四石各图
东汉石刻画象
山东鱼台西塞里伏羲陵前石刻画象
兰山古墓石柱刻象属于绢画类者有两种：隋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墓彩色绢画
吐鲁番古冢出土彩色绢画单看上面材料的来源，我们就可想到先生费了多少工夫，搜寻论据，多少次细心考辩，才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先生注重考据之实，力求找到确凿的证据。
与此同时，先生还力求论据之丰。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他尽己所能去搜寻材料。如在《说鱼》中，为了说明鱼的象征意义，先生搜罗大量有关“鱼”的诗歌，共42首，有民歌，也有文人诗。此外又举打鱼诗10诗，钓鱼诗11首，吃鱼诗9首，系统地说明鱼及鱼有关的象征。从中可以想见这些文字背后凝聚了先生多少血汗，体会到先生做学问之严谨态度。
先生的考据注重翔实，正因其考据功夫之深，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在《伏羲考》中指出图腾主义的来源，实为各个聚族而居的古民集团为对付风雨雷电，而奉凶猛动物为图腾，它是宗教、迷信的前身。在《说鱼》中通过丰富的材料，揭示出鱼背后深远的历史内涵。
（三） 注重流变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为了全面彻底地了解它，我们就需关注它的流变情况，先生在研究中就注重考察流变。如前所举《说鱼》，先生从鱼想到打鱼、钓鱼、烹鱼、吃鱼，探讨了鱼的发展脉络，究竟为何如此关注鱼呢？先生从流变中探源，原来鱼是有象征意义的，它是配偶的象征，婚姻的象征。至此，我们就了解了鱼的来龙去脉，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了。先生在此采用的是由流溯源的方法。也有由源推流的，在考察神女的底蕴时，分为九个阶段：《侯人》诗释义—《候人》诗与《高唐赋》—释—虹与美人—曹卫与楚—高唐与高阳—高唐神女与涂山氏—云梦与桑林—结论。先生从《诗经·候人》诗的曹女形象出发，考其演变情况，由曹女到涂山氏，由曹女到《高唐赋》中季女，进而由—虹—美人—高唐—神女（奔女）。先生从曹女这一源头，推演出神女的发展脉络。
源与流本为一体，先生许多情况既考源又索流。在《神仙考》中，先生向我们揭示了古代神仙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他从铭文入手看到当时远古人类求长寿的愿望，齐国人的“难老”思想，然后以齐国为出发点考察。齐国本为西方羌族，他们是如何看待死亡呢？先生引《墨子·节葬》下篇“‘秦之西有渠仪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谓之登，仪渠即羌族，从此看到火葬的习俗，火葬的意义就是灵魂乘火上天而得到永生。肉体与灵魂相反相妨，只有毁尽肉体才可解放灵魂，由灵魂不死想到肉体不死。仙人飞升谓之‘登霞’，火化的灵魂乘火上天也叫‘登霞’，那么‘神仙’思想也不过是升天的灵魂而己。所以凡是肉体能死，死而能毁灭的人，灵魂便能升天成仙，这就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到理想阶段。人人都可成仙的思想到战国时代就兴盛起来了。神仙思想产生了与之有关的文化就兴起了。人们为了成仙，开始周流游览，咏仙人‘远游’诗篇诞生；人们为了成仙，采用种种修练办法，产生了各种神仙方术，也产生从事方术的‘方土’”。先生通过追溯“神仙”的起源和发展，给我们全面展示了一种文化的产生及发展。
流变的考察，对我们探讨一个事物的整体情况有重要意义。追根溯源是我们全面彻底地认识事物的方法。
（四） 重视比较
比较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根据一定的标准，把有某些联系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事物加以对照，确定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相互关系，形成对事物的认识。先生多处借助比较进行研究。有借比较以突出二者的联系，如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对《鄘风·》与《曹风·候人》二诗比较。《鄘风·》：“朝于西，崇朝其雨。”
《曹风·候人》：“苍兮蔚兮，南山朝。”二者同有“朝”一词，可见内容有相同之处。再者“乃如之人兮，怀婚姻也”与“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比较，“怀婚姻”即“怀春”，与曹诗“饥”含义相同，由此可见二诗的主人公同类即奔女。再有《候人》诗与《高唐赋》比较，先生列了五点：① 诗曰季女，赋亦曰季女；② 诗曰“季女斯饥”，赋曰“愿荐枕席”；③ 诗曰朝，赋曰朝云；④ 诗的朝在南山，赋的朝云在巫山；⑤ 诗之朝既能致雨，则赋曰“朝为行云，暮为行雨”。诗与赋如此相似，可见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了。以上都是同类比较，寻求二者之间的联系。
而更多的比较是为了突出各自的特色，或强调一方。在《道教的精神》一文中，先生比较了儒家与道家的观念：“儒家所谓死人不死，是形骸不死，道家则是灵魂不死。形骸不死，所以要厚葬，要长期甚至于永远的祭祀。”“道家相信形骸可死而灵魂不死，而灵魂又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所以他对于丧葬祭祀处处与儒家立于相反地位。”从比较中看出儒、道二家不同的不死观念。《端午考》中，有四种端午起源：一是屈原，一是介子推，一是伍子胥，一是越王勾践。先生从地域上比较，有四分之三属于南方，与龙舟习俗稳合，再比较三说中有二说是属于吴越的，以此为契机找到端午的发祥地在越。先生通过反复比较，从区别中探求真相。在《什么是九歌》中，先生从《九歌》与汉郊祀歌比较中找到《九歌》命名原因：“楚歌将娱神的乐章与祭神的乐章并列而组为一套歌辞。汉歌则将娱神的乐章完全摒弃，而专录祭神的乐章。总之楚歌与汉歌相同的是首尾部分都列着迎神曲，不同的是中间一段，一方是九章娱神乐章，一方是十七章祭次等神的乐章。这不同之处尤可注意。汉歌中间与首尾全是祭神乐章，他的内容本是一致的，依内容来命名，当然该作《郊祀歌》。楚歌首尾是祭神，中间是娱神，内容既不统一，那么命名该以何者为准，便有选择余地了。若以首尾两章为准，自然当作《郊祀歌》。现在他不如此命名，而题作《九歌》，可见他是以九章娱神乐章为准的。”这里看到了先生详细的比较过程，从二者的不同之处入手，找到了《九歌》命名之由。
比较者本身就是有同有异的，只是依目的不同而有主次之分，既可求同存异，也可求异存同，它的确不失为作研究的一种好方法。
（五） 借助训诂
古人把用通俗的话去解释词义叫训，把用当代的话去解释古语或用较通行的话去解释方言叫诂。后用以泛指解释古书的字、词、句的意义。先生做研究，借助训诂从字、词入手来发现大问题。《神仙考》中，先生训“登暇”一词，“暇当读为假，本训火焰，因日旁近赤光，或赤云，似火者谓之霞，故又或借霞为之。登霞的本义是火时灵魂乘火上升于天，这名词传到中国后，有两种用法。一是帝王死谓之登霞，二是仙人飞升谓之登霞”。先生从训“登霞”找到人与仙的联系，以此探求神仙思想的产生。在《歌与诗》中，从训“诗”含义入手，发现“诗”与“志”原来是一个字，我们就明白了“诗之言志也”一语的来历。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先生从“”之训义，“，升气也”，“，升云也”。作资，断定云，气与是通用词，又作资，资从次与云气关系紧密，从而认定诗中“朝”与赋中“朝云”通用，也找到与诗与赋中人物的关系。
训诂可以说是研究的第一步，因为文字的产生本身有特定含义，从一个字这入手挖掘可以帮助解决大问题，先生训诂的事例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
作品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作家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先生在他的文中也谈到了如何研究作家问题。
季振淮先生认为闻先生评价作家有兩个标准。一是人格。1936年10月19日，在鲁迅追悼会上“闻先生讲话：‘鲁迅先生死了，除了满怀的悲痛外，我还须以文学史家的眼光来观察他。我们试想一下，在中国文学史的人物中，支配我们最久，最深刻，取着一种战斗反抗的态度，使我们一想到他，不先想到他的文章，而是先想来到他的人格，是谁呢？是韩愈。唐朝的韩愈跟现代的鲁迅都是除文章以外，还要顾及国家民族永久的前途，他们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家不敢做坏事。他们的态度可以是文人的态度，而不是诗人的态度，这也是诗人与文人不同之点。’”“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闻先生的特殊见解，就是关于屈原问题。屈原以楚国旧宗族为楚宫的一个弄臣，时代的变化，屈原个人意识的觉醒，他以战斗反抗的精神，争取作一个人，表现一种独立的人格。这是屈原的本来面目，也是闻先生对屈原最符合历史实际的最高度评价”。二是人民的标准。“闻先生曾说：‘中国过去的文学抹煞了人民的立场，只讲统治阶级的文学，不讲被统治阶级的文学。今天以人民的立场来讲文学，对统治阶级的文学也不抹煞。’”（《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
季先生对闻先生评价作家的研究，我很赞同。先生在《屈原的问题》一文中曾说：“我同意孙先生从宋玉的身份看屈原的身份，但我不相信从宋玉的人格里找寻屈原的人格。”可见先生是从人格上看屈原之伟大的，宋玉与屈原的人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关于人民的标准，看先生《人民的诗人——屈原》一文中的观点，“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的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先生以陶渊明、李白和杜甫与屈原比较，说明了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民的诗人。人格与人民是先生评价作家的最高标准，我们虽不必拘泥于以上两个标准，但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考角度。
闻一多先生曾说：“我比任何人都痛恨那帮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明白。”先生抱着弄明白的态度去研究，所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研究方法之独到，治学之严谨，足可给后学者提供可兹借鉴的经验。
（作者单位：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名作赏析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