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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是一种判断，也许跟爱憎好恶有关，也可能攸关是非高下。人生常常面临许多抉择与考量，如果态度缺乏审慎，眼光不够远大，纵然不至于一着错，满盘皆输；也会因疏忽任意，而距离目标渐行渐远。就论文选题而言，主观之认定，当下之抉择有三；客观之规划，未来之考量亦有三。为求学术研究之可大可久，本文较侧重未来之考量。
一、 当下之抉择
撰写论文的当事人，在选择题目的同时，必须衡量自身的性向、学养与识见。由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因此，个人条件不同，选择就有差异。假设只看现阶段的主观条件和需求，不同个人的当下抉择，其个别差异大抵表现在三方面：
（一） 兴味
每个人天生的性向不同，或倾向于文学美感，或偏重于义理思辨，或醉心于训诂考据；或追求创造发明，或热衷规划设计，或喜爱经营管理，或雅好数理逻辑，不一而足。选择论文题目时，有“自知之明”很重要。选择跟自己性向相当的选题，适才适性，最能发展良好。因为喜欢，才有可能全力以赴，百折不回。兴味，是完成理想选题的动力和助力。有了兴致和趣味，做学问就能事半功倍，深造有得。因为，学术研究是一条漫长、艰辛、寂寞的心路历程，有了兴味作伴相随，才能可大可久。
（二） 适中
论文选题之难易、大小，有其客观性。研究者面对题目，宜衡量自我之学养、能力、程度，进行“自知之明”的选择。就个人主观条件而言，题目的难易深浅度要适中，论文规模的大小广狭度也要恰当适中。如果硕士论文选了博士学位的题目，助理教授升等选了教授论文的题目，追求高远目标、知难而进的精神固然可嘉，然而跨度过大，学养、经验、方法还不到火候，触犯了“学不躐等”的研习禁忌，注定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大可不必。反之，柿子挑软的吃，舍难取易，舍大就小，画地自限，回避挑战，也未免自甘堕落，不知长进。
（三） 陌生化
研究者的识见，有高、低、宽、窄之别；论文题目也有熟、常、凡、俗与陌生、新鲜之分。眼界高、视野宽，就不会选择凡常平庸、熟烂陈俗的题目，炒冷饭，人云亦云；因为了无新意，难有创发。学术研究好比蛮荒探险，以触处陌生，随时新鲜为上。又好比冯友兰说新理学，强调“接着讲”，不是“照着讲”；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论文选题要求陌生化、新鲜感，避免熟、常、陈、俗，这才能指出向上一路，具有挑战性、开拓性和创发性。广博的阅读，可以培养眼界；深刻的思考，创意的发想，可以增长识见，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对于生发问题意识，形成陌生而具创意之论文选题，都有助益。
二、 未来之考量
论文写作，固然应着眼于研究者之学术兴味，斟酌论文程度之难易，权衡规模之大小，还要顾及选题之陌生感和创意化。同时，对于论文完成后之未来可能，亦当作高瞻远瞩之考量，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得屠龙之技，将来无龙可屠，《庄子》寓言早有提撕；倒不如当下就实事求是，进行长远研究之生涯规划。笔者以为，论文写作之未来考量，可以朝三方面推敲：
（一） 学以致用
传统学术，自先秦两汉以来，大抵强调经国济民、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经世致用，明清时期崇尚实学，其终极关怀，要皆切于民生日用，不尚空谈，多讲究实用应用、学以致用。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1909—2005）针砭美国大学教育的缺失，以为“都以学科为主”，“是以产品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或最终用途为出发点”；然而职场需求的人才，“愈来愈强调应用，而不是学科的训练”。如果研究论文在选题的当下，能同时兼顾未来的应用，考量“市场或最终用途”，相信学成业就之后，将更具职场竞争优势，将更能学以致用、学用合一。就切合民生日用而言，语文交际能力之提升与强化，非常重要。如果论文写作能研究《鬼谷子》之裨阖术、《左传》之纵横学、《战国策》之说服术，就政治、外交、商业、谈判而言，是一大利多。假设选择论文写作是兵法谋略、创造变革、禅宗思维、诗歌语言等等选题，学以致用目标聚焦在管理企划、产品研发、规划设计、文化创意诸方面，“以最终用途为出发点”，凸显实用应用为导向，将不会有“屠龙之技”的遗憾。由此观之，董仲舒之名言，似可改为“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此日本涩泽荣一儒商之精神，与时俱进，自然大有可为。
自从乔布斯（Steve Jobs，1955—2011）苹果电脑问世之后，创意作为人文的软实力，就经常被提及。所有成功的故事，都开始于一个伟大的创意发想。世人逐渐意识到“创意”的魅力，以及它无所不在的能量。创意，学名叫做创造性思维，或创意思维，其特色为超越传统、妙脱蹊径；为不可思议，匪夷所思；为谢绝标准化、格式化，不雷同、不盲从。其表现往往为思维形式之反常性，思维空间之开放性，思维成果之独创性。因此，善加运用创意于文艺创作、产品研发，将可望有独一无二之成果，颠覆传统、卓越创新之品牌。创造思维推广于经营管理、规划设计、谈吐思辨，乃至于教学研究，往往可作主导策略，成为扬弃惯性思维，改变现有格局的指南针。因此，“创意”的研究，成为当今热门选题。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艺术史，可以一言蔽之，曰“模拟与创造”之辩证。程千帆教授《文论八笺》提示：“合多离少为模拟，合少离多为创造。”此就相互比较而言。古往今来，举凡出类拔萃之一流文学或艺术作品，无不信守“陈言务去”，追求“词必己出”。文、赋、诗、词、曲、小说、戏剧如此；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电影，亦不例外。如果论文写作能够选择某些一流作家、杰出艺术家之经典作品，进行创造性思维之梳理与研究，然后提炼出系列之创意方法；再集思广益，萃取出系列之创意发想，可以提供学术界、企业界之借镜与参考。证明人文的软实力，可以有功于政治运作、外交谈判，有利于科技界、企业界、产业界，甚至可以影响一般人之谈吐思辨，此之谓学以致用，学用合一。
知识的传播媒介，晚唐五代以前靠手写誊抄，所以流通缓慢，阅读量有限。赵宋开国，标榜右文，科举考试与雕版印刷相辅相成，推动政策，导致写本、印本竞奇争辉。因此，图书阅读之信息量骤增，普及教育，推手变革，华夏文明蔚为登峰造极，若称知识爆炸，亦不为过。面对汗牛充栋、琳琅满目之书籍，硕儒通人于是纷纷著书立说，企图金针度人，提示种种读书方法，如北宋五子、苏轼、朱熹等，见于语录、语类、笔记、书信、序跋不知凡几，检索《全宋文》《全宋笔记》可知。又读书有得、观书有感，形诸吟咏，载存于读书诗者，数量在一千首以上，翻检《全宋诗》可见。如果论文写作，选择研究宋人的读书法，就像学界研究《朱子语类》中朱熹的读书法般，探讨阅读哪些书籍？为什么是这些书？如何有效阅读这些书？初步得出宋人读书法的大凡，进阶可以提炼足供今人取用之阅读术。当然，研究若能进行跨领域研究，落实学科整合，将更为理想，像借镜传播与接受理论、参考阅读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学习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说，所得研究成果有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将更具说服力。居今之世，可以不写作，但不能不阅读；如何读书较有效率？研究宋人读书法，自然是可以一个考虑的实用选题。当然，宋以后之元明清各代，也可以比照考量。
“梦与文学”，是一处值得组织研究团队之系统论题。从《左传》《周礼》《庄子》《列子》以下，《史记》《汉书》等二十五史，诗词、文集、笔记、小说、戏曲，原典文献无处不有。研究方法假如只是单科独进，只就梦文化谈梦，就文学论文学，触发将极其有限。如果能够跨领域、跨文化探索，邀请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精神医学等领域学人合作，对于梦的心理分析，进行破译解码，将是较具意义的学术研究工程。研究成果之实用性、影响力，或许可以媲美弗洛伊德“梦的心理分析”也说不定。
（二） 系统研究
有心选择学术研究，当作一生志业者，在进行论文选题时，有必要特别注意本题目与未来研究之系统性、延续性。换言之，应该审慎规划，选择某一块研究领域，而不单单作一个研究论题。一块研究领域，可供开发十个，或更多的论题。由于前后论题相关，自成一个研究系统，所以成果自然累积，心得容易触发扩大。省时省力，又事半功倍，所以值得鼓励、提倡。论文选题、论文写作如果不如此设计，而又必须恒常持续作研究，势必经常另起炉灶，重新摸索。由于时间分散，心力未能集中，其结果将如孟子所云“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仍然是一口水源不足的废井。反之，若抉择一块值得开发的研究领域，持续作三、五年之系列探讨，将容易因绠长汲深，而精益求精，深造有得。《中庸》称“本立而道生”，《孟子》云“盈科而后进”，其此之谓。
清初金圣叹（1608—1661）批《西厢记》，《读〈西厢记〉法》中有一段话对于论文写作，极富启示性：“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便一览已尽。”金圣叹认定：“《西厢记》纯是此方法，《左传》《史记》亦纯是此方法。”所以说：“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金圣叹所言，虽说《西厢记》《左传》《史记》之写作，其实，论文写作也适用上述方法。所谓“目注彼处，手写此处”“目注此处，手写彼处”，这是运用系统思维，宏观视野，作全方位之整体考量，关注局部和整体，要素和系统间之关系，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左传》为编年体，相关事迹不连贯，故须运用属辞比事、系统思维，以考索《春秋》之微辞隐义，《史记》踵事《春秋》，述楚汉之争以来至汉武帝事，触忌犯讳者多，于是拟《春秋》而推见至隐，变属辞比事为全书互见。金圣叹所谓“目注彼处，手写此处”“目注此处，手写彼处”云云，即是系统、整体、宏观考察之运用。
论文选题与写作，跟历史编纂、文学创作，运用系统思维亦相通相融。前文提及，为进行延续性研究，论文选题就得作系统化之规划，寻觅一处可大可久之研究领域，审慎寻绎抽理出可供系列探讨的议题，也许有五个选题，也可能十个，或更多，仔细推敲商榷，确定无误之后，列入未来系统探究之架构中，随时候用备用。当开始执行此一系列计划时，就自然而然如金圣叹所云“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或者“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反正写此、写彼，都是系统架构之一部分，或先或后，无碍于系统之整体论述；“目注彼”“目注此”，为温习局部和整体，要素和系统之紧密连结，有助于论题之持续探讨，层面之延展和扩大。假如论文写作不作延续性之规划，并非系统化设计，那么，每篇论题，孤另独立，不相统属。每篇论题都只是开始，也同时宣告结束。既无由盈科而后进，更不能厚积而薄发。于是，论文写作，也只能“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就系统思维，持续研究而言，真的是“不解其意”，而有遗憾了。
譬如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显然标榜《公羊春秋》之学说。段熙仲《春秋公羊讲疏》有《属辞》一编，提示《公羊》学极关注文章之修辞。余治平《董子春秋义法辞考论》，亦设专篇论述《春秋繁露》之修辞。如果选择“《春秋繁露》之修辞观”，作为研究论文题目，并未作“盈科而后进”之规划，当然未尝不可。但这只是金圣叹所诟病的“目亦注此处，手亦写此处”而已，未免有局限，缺乏延续性、系统化，岂不可惜？如果我们扬弃惯性思维，由此一研究点，拓展成为线、面、体，则是系统化规划，持续性研究之设计。大可以追本溯源，往上深入考察《公羊传》之修辞观；再移换研究文本，为汉何休《公羊解诂》、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以探究其流变；其次再转移探讨焦点为清代庄存与《春秋正辞》、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皮锡瑞《经学通论》、廖平《公羊何氏解诂三十论》。于是涉及八部《公羊》学经典之系列研究，就“修辞观”视角，系统化、整体性上究下探；或先或后作“源流正变，因革损益”之考察。若作持续性、系统性论述，时间势必长达八年以上。因为是系统研究，相关论述成果自然容易累积，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此中有之。要之，“目注彼处，手写此处”“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确实堪作系统性规划之执行要领。
经典诠释之方法，宋元与汉唐有别。北宋自孙复、邢昺、王安石、刘敞、孙觉、苏辙、张大亨、萧楚、程颐，至胡安国著《春秋传》，经典解读已发展为义理学和性理学之创意诠释，与汉唐之章句训诂“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判然不同。尤其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经程颐《春秋传》，到胡安国《春秋传》，经学之理学化、《春秋》之性理学已隐然成形。清乾嘉汉宋之争所谓宋学，率指此等。《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称二千年来之儒学，“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如此说来，宋学与汉学平分二千年儒学之秋色，所谓创意诠释之优劣得失如何，当然很重要。如果据此规划，提出“《春秋》宋学与创意诠释”的系列研究，先后选择孙复、程颐、胡安国三家之《春秋》学，作由点而线之研究；随后再规划高闶《春秋集注》《朱子语类·春秋纲领》、张洽《春秋集注》、李明复《春秋集义》；元赵汸《春秋师说》、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明湛若水《春秋正传》、王樵《春秋辑传》；清张志超《春秋宗朱辨义》、方苞《春秋通论》《春秋直解》等十二家原典文献，进行面与体之考察。《春秋》宋学是否如《四库》馆臣所评，穿凿臆断、破碎缴绕；横生议论，扞格不能自达？“《春秋》宋学与创意诠释”之系统论述，将可望释疑辨惑。系统研究，不仅可大可久，更贵在能“致广大而尽精微”。
金圣叹《读〈西厢记〉法》所谓“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此处”，好在无论目注、手写；此处、彼处，要皆系统架构中之局部与要素，孰先孰后，无伤大雅。如笔者先研究苏轼、黄庭坚之题画诗，于探索题画马、题画山水、题画人物之后，深觉学而后知不足，于是广读画论、钩稽笔记、梳理序跋，然后论述诗画相资，意境拓展。之后，知杜甫咏画二十四首，为唐宋题画诗之先河，乃撰写《杜甫题画诗与诗学典范——从〈苕溪渔隐丛话〉论杜甫画山水诗切入》，作为沿波讨源。其后，又折回北宋，论苏、黄之墨竹画禅；再顺势留意南北宋之交，论述诗人之墨梅画禅与比德写意。最近出版《唐宋题画诗及其流韵》，即部分成果。若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考虑研究南宋江西诗派题画诗、孙绍远《声画集》，以及御定《历代题画诗类》。掌握本末源流，较容易可大可久。
又如研究韩愈“以文为诗”，应一并规划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以及江西诗人之“以文为诗”；甚至清代桐城派诗人、同光派诗歌，以及“五四”时期宗法宋诗之胡适等所作现代诗，多值得系统掌握，宏观论述。遗传医学“人类基因图谱”（Human Genome Map）之概念，不妨转化运用到风格传衍、文学流派之研究上。其他如“以赋为诗”“以赋为词”“以赋为文”之创意组合，破体研究，要皆为改良体格，而进行文体混血，其中优劣得失，可以一并处理探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都可以提供延续研究之利基，系统研究之参考。
（三） 前瞻论题
学术论文，讲究推陈出新，追求创造发明。于是学界之新知新觉往往开风气之先，提示热门议题，甚至前瞻性议题。由于孤明先发，一时响应者不多，探讨发掘自然有限。如果经过可行性评估，确定可以投入研究，这种前瞻性议题，就很有开发之价值。不过，话说回来，既然号称“前瞻”，就是学术先锋，就是研究前驱，披荆斩棘，过程是辛苦的；但最终能采铜于山，成果却是甜蜜的。
清赵翼（1727—1814）《瓯北诗话》推崇独到创新，标榜“书，未经人用过；意，未经人说过”之“新”。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亦云：“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真是谈何容易！陈寅恪（1890—1969）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强调学术研究要追求“预流”。能关注“预流”，较有可能新创发明。这“预流”，就是前瞻性论题：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二十世纪上半叶，敦煌学的研究，是时代学术的新潮流；王国维研究甲骨文，提出二重证据，后来饶宗颐续提四重、五重证据；随着郭店竹简、上博简、清华简之重见天壤，出版流传，于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出土文献为“预流”。无论敦煌写卷、壁画，甲骨、钟鼎文字，战国竹简、西汉竹简等出土文献，或尘封二千余年，或消失千余年，就文献之陌生化而言，都是“未经人用过”。参与研求此中文献，要提出“未经人说过”之心得创见，自然较容易。欲参与此潮流，当先预知此潮流之虚实。心胸开放，眼观八方，熟悉学术市场之走向，了解当代学风之趋势，则思过半矣。所以陈寅恪说：预流，绝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
自从上世纪中叶，陈世骧提出“抒情，为中国文学传统”之命题后，东西方汉学界深以为然，纷纷撰文阐发。历经高友工、王德威诸贤，至今仍方兴未艾，此堪称文学界之预流。西方小说叙事学之发展，附庸蔚为大国，形成叙事学之研究热潮。流传至东方，两岸三地纷纷著书立说，以之探讨史传、小说、变文、戏剧之叙事学，特别关注情节之推动、形象之塑造、对话之穿插、观点之提示、主题之凸显、视角之定位。虽然夏志清（1921—2013）早已提示：“我们不应该以西方小说中的准则，来研讨中国小说。”叶维廉（1937—）也看出其中症结：“问题出在‘模子’应用的假定，是否合宜。”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十几年前，也忧心这种“失语症”之文化病态，呼吁学界“返回精神家园”，重建中国文论之“话语权”。但是四五十年过去了，叙事学仍然是西方叙事学的天下。
最近二十年来，逐渐有标榜本土之叙事学论著出版，如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论集》、杨义《中国叙事学》、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之形成》等。前三书论叙事学，虽标榜“中国”，基本上西方叙事学的成分还是很浓厚。上海大学董乃斌教授书名，特别标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可见有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分庭抗礼之意味。揭示“叙事传统”，为天下倡，期望激起研究热潮，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新潮流，当是董教授之初衷本意。《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所论叙事传统，涉及汉字构型、《文心雕龙》《史通》《新唐书》、乐府、诗词、唐赋、散文、《西厢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确实都是传统文学中之叙事文本。不过，诠释方法并不传统，而多借镜西方之叙事模式。若能采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之诠释法，奉《春秋》书法为叙事法度，叙事规则，且作为衡量文学性叙事之标准，则较顺理成章。
为了“返回精神家园”，重建中国文论之话语权，笔者最近三年持续发表有关《春秋》《左传》《史记》，以及方苞古文义法之论文，多达20篇。其中如《比事属辞与章学诚之〈春秋〉教：史学、叙事、古文辞与〈春秋〉书法》《书法、史学、叙事、古文与比事属辞——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理论基础》，较具代表性。选择《春秋》《左传》《史记》三书，作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经典，以比事属辞之《春秋》教为纲领，其初体现为《春秋》书法，继之则衍化为历史编比、叙事艺术、古文义法，彼此同根共本。其后，发而用之，才展现中国传统叙事学之千姿万态、大江大海。读者不妨参考傅修延及笔者论点，进而考察《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通鉴纲目》；以及志怪、传奇、变文、话本、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胡适于民初就主张：“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古文还古文，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谈中国叙事传统，回归《春秋》《左传》《史记》经典，笔者以为，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研究热潮渐退之后，取而代之者，将是“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探讨。期待治学之士，多多“预于此潮流”，共同研发“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之学术处女地。
日本京都学派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提出“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史学界、文学界喧腾多时，影响仍在持续中。内藤研究中国历史的分期，以为唐代为中古历史的结束，宋代为近代历史的开端；同时认为：宋代为近世的开端，自宋迄今，千年一脉云云。由于论点有待证实，故欧美汉学界谓之“内藤假说”，或“内藤命题”。胡适、王国维、严复、陈寅恪、傅乐成论史学，多推衍其说；钱穆、缪钺、钱钟书、王水照说思想、文学，亦多暗用或化用其说。这方面的相关论文，可参考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2005年）、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鳞爪文辑》卷三）。唐宋转型论，应用于东西方学界，文学方面的博士论文居多，不下十部；思想方面次多，经眼有三四部。唯史学领域有争议，经学研究阙而弗论。唐宋之际是否存在重大之变革？如何变革转型？宋代果真是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之开端？宋代到现当代如何见得是“千年一脉”？所谓内藤命题可以普遍适用于经学、史学、义理、文学、艺术，甚至于医学吗？这些都期待学界之申说论证。“唐宋变革”论，正是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很值得作为选题考量。
知识传播之媒介，从书诸竹帛，到写于纸张，已是一大跃进。晚唐五代至宋初，再从手写誊抄变换为雕版印刷，写本转为印本，更蔚为知识之革命。由于印本具有“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大优长，传播效应化身千万，无远弗届，所以在西方，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变革之推手”。雕版印刷在两宋，既号称黄金时代，所以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预言：“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诚然！诚然！钱存训（1910—2015）为研究书史及印刷史之权威，曾呼吁学界研究印刷文化史：
近代中外学者对于印刷史的研究……更有一个较新的趋势，可称为印刷文化史的研究；即对印刷术的发明、传播、功能和影响等方面的因果加以分析，进而研究其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引起的变化和产生的后果。（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第十章（四）《印刷术在中国社会和学术上的功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358页）
印刷术的普遍运用，被认为是宋代经典研究的复兴，及改变学术和著述风尚的一种原因。（同上）
诚如钱存训所言，印刷文化史之研究，值得提倡推广，唯响应者寥若晨星。从写本文化到印本文化，就传播、阅读、接受、反应而言，生发显著之变化：知识传播之流通加快加广，阅读的质量增高增多，接受之判断追求创意，反应于影响呈现焦虑。古登堡（Gutenberg Johann，1397—1468）发明活字版印刷术，对于中古欧洲，改变了阅读环境，影响了接受反应，加速古老变革，重组文学领域，催生创新体类，征存更多之传统典籍，更引发宗教革命，文艺复兴。标榜“知识就是力量”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推崇印刷术在文学之影响力，以为媲美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对全世界面貌和状态，都作了革命性的改变。场域移换到东方宋朝，雕版印刷因应右文政策，在两宋所生发之传媒效应，较诸古登堡之活字印刷，理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印刷文化史探讨的课题。由于关系到学科整合、交叉研究，颇具挑战性，所以学界问津者不多。笔者关注这个课题已长达十年以上，为响应钱存训印刷文化史之提倡，曾出版《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一书，论证宋诗特色之形成，深受印刷传媒之影响。《自序》曾提供学界可以进一步探讨之课题有十：如读书撰述之昌盛、阅读习性之改变、读书方法之注重、创作法度之讲求、诗话评点学之崛起、校雠版本学之建立、文学创作之嬗变、经典研究之复兴、学术风尚之转变，以及雕版图书之监控等等，期待大家有志一同，群策群力开发印刷文化史之研究。推而广之，除文学发展自成一家以外，宋代号称经学复兴、史学繁荣、理学形成，《本草》学昌盛，笔记、诗话、书论、画学、评点崛起，是否皆与印本作为传播媒介有关？更推而拓之，可以考察两宋以后之元、明、清之学术发展，与印刷术之广泛应用亦当有千丝万缕之关连，在在值得探讨深论。
三、 结语
《礼记·大学》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无论当下的决定，或未来的考量，都是知止的工夫。唯有“知止”，论文写作才能定、静、安、虑、得。谋定而后动，既是一切言语行为、规划设计的不二指南，故选题的主客观斟酌，成为论文写作的先发作业。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