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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诗
咏史诗的发端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和《楚辞》，但真正确定咏史诗诗歌题材地位的是班固的《咏史》。班固《咏史》诗的特点是以诗叙史、述史言志。清人何焯称此类咏史诗为“正体”，“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因为班固本人是史学家，所以咏史诗最初还是脱胎于史家咏史，借诗述史仅仅作为除文之外的另一种叙述历史的形式罢了。此类咏史诗表达的思想内容十分明确，基本上不需要借助更多的艺术手法，就可以直言史实、表达志向。从左思的《咏史八首》开始，咏史诗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咏史突破了叙述史实的限制，将咏史与咏怀结合起来——借史抒怀，使咏史诗具备了咏史之外“托寓己意”的“寄托”基本特征。因此可称之为一变，“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例如，左思《咏史八首》（其二）“郁郁涧底松”，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左太冲《咏史》，‘郁郁’首，良图莫聘，职由困于资地，托前代以自鸣所不平也。”“郁郁涧底松”，以松起兴、以松拟人，以汉代金日磾和张安世讽刺当朝没有才能却依靠祖先基业得势的纨绔子弟，以冯唐自喻才高而志不得托，以及怀才不遇的忧愤。其中运用的比拟、比喻等比兴艺术手法，讽刺当朝政治，抒发人生际遇，实属比兴寄托的咏史之作。除了左思之外，东晋陶渊明咏史之作也摆脱传体诗的束缚，有了“寄托”的特征。沈德潜《说诗晬语》指出：“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由左、陶二公的咏史诗作可见，从晋代开始，咏史诗已经开始脱离“以诗传史”的史传束缚而逐渐具备独立的文学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咏史诗仍然是此时期（东汉至魏晋初期）咏史作品的主流，如卢谌《览古》、张协《咏史》、王粲《咏史诗》、阮瑀《咏史》、曹植《三良诗》、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诗》都属于此类。虽然，此间也有别有寄托之作，如鲍照《咏史诗》和《蜀四君咏》、颜延之《五君咏五首》、刘骏《咏史诗》等，但并不占主流，直至唐代此类具有“比兴寄托”特征的咏史诗才开始大放异彩。
唐代咏史诗的创作及繁荣情况：第一，数量、规模巨大。据清代彭定求等编的《全唐诗》、今人陈尚君先生辑校的《全唐诗补编》等典籍统计，有唐一代，咏史作家有500多人，咏史诗约有2000首。而此前的所有有主名作家共计才106人，作品240多首。由数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期的作家数约为以前的五倍，而作品约为以前的十倍。此时有了专门创作咏史诗的文人，如盛唐李华创作咏史组诗11首，晚唐孙无晏有咏史诗75首，胡曾创作咏史诗150余首，周昙创作咏史诗213首。第二，诗人阵容强大。各个社会阶层的作者均有，创作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封建最高统治者，如李世民《咏司马彪续汉志》，李隆基《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缅思功业感而赋之》《经河上公庙》《过王溶墓》等；达官宰辅，如均曾官居宰相的张九龄有《咏史》《商洛山行怀古》，武元衡有《登阖闾古城》，李德裕有《清冷池怀古》《东郡怀古二首》；一般寒士，如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隐士佛僧，如王绩《读真隐传见披裘公及汉滨老父因题四韵》，吴筠《览古十四首》《高士咏五十首》，灵澈《远公墓》《宿延平怀古》，清江《湘川怀古》，皎然《览史》《咏史》，贯休《严陵钓台》；还有社会地位微贱的女性，如姚月华《楚妃怨》，梁琼《昭君怨》《铜雀台》，刘云《婕妤怨》，张琰《铜雀台》，刘媛《长门怨》等。题材丰富更不在话下，有专门咏事的，有专门咏人的，时间自唐虞开始至隋代前朝跨越几千年时空，涉及历史人物近百位。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咏史诗的巨大繁荣所呈现出的最大特征还在于立意高远、寄慨遥深、别有寄托。
在陈子昂“兴寄”理论的影响之下，咏史诗创作往往面对现实，贯通古今，有感而发，或借古喻今，或针砭时弊，或寄寓感慨，均自出机杼，得心应手。而且往往借用“比兴”艺术手法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善及统一，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高适、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刘沧、许浑、胡曾、周昙、罗隐、陆龟蒙等，皆堪称别有寄托咏史诗之“大手笔”。“兴寄”说强调诗歌“风雅比兴”传统，即用比兴艺术手法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因此，唐代出现大量借古喻今、借古讽今的咏史诗，有897首，占唐代咏史诗总量的45%。初、盛、中、晚唐的分布情况具体如下（见表1）：
表1 唐代“兴寄”特征咏史诗分布
此类咏史诗中虽然所言皆为古事，但是所托皆有今义，同时体现出“古”“今”相融的审美价值。
下面我们将从咏史诗的社会现实价值、比兴艺术手法及其审美价值等三个方面入手，对咏史的“比兴寄托”特征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咏史诗的“兴寄”内容及社会现实价值
按照诗歌别有寄托的思想内容分类，基本上可以把咏史诗分为：（1）以史为鉴的规讽类；（2）讽时刺世的讽刺类；（3）自喻人生际遇，怀才不遇；（4）借咏史抒怀，表达人生的理想追求；（5）借咏史寄托历史兴亡之感，折射出对人生哲理的感悟。虽然以上寄托内容的划分未必科学，各种内容之间不能完全隔离，相互之间会有交叉，但是为了更清晰、深入地分析咏史诗“比兴寄托”特征，我们暂且把咏史内容进行了粗略划分（见表2）：
表2 唐代咏史诗寄托内容分类
在以上五种分类中，咏史诗的社会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以史为鉴的规讽类咏史和借古讽今的讽喻类咏史。此二类咏史诗集中、突出地体现了诗歌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和稽政功能，常常对当朝的政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作用。余下的其他三类诗歌题材我们将在“比兴”艺术手法及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中逐有论述。
（一）规讽类，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作为咏史诗“兴寄”的主要内容，它出现在唐代并占主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唐代统治者充分认识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道理，抱定通过撰修史书总结前代经验以求长治久安的做法。因此，史书撰写繁荣一时，高宗曾多次下诏修史，太宗时正式组建修史班子，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南史》《北史》也在此时期由私家编纂而成。唐初这种自上而下的积极修史的风气，不仅为咏史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史为鉴的态度也影响了唐代诗人。第二，唐代的文艺理论强调的是文学对政治的现实指导作用。如《隋书·文学传序》云：“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隋书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一》）《隋书·经籍志》又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诫。”（《隋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唐代在政治上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文学上强调文学对政治的现实干预功能，使得以规讽为目的，希望帮助统治者改善政治状况，有补于世的“以史为鉴”类咏史诗大量出现。王珪《咏汉高祖》，魏徵《赋西汉》，褚亮《赋得蜀都》，陆敬《游隋故都》，虞世南《赋得吴都》，李百药《郢城怀古》《谒汉高庙》《赋得魏都》等，皆鉴古知今，在大量的议论、说理中假史咏怀，曲折地表现出一种现实关怀。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宾。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王珪《咏汉高祖》）
秦王日凶慝，豪杰争共亡。信亦胡为者，剑歌从项梁。项羽不能用，脱身归汉王。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濉水，擒豹熸夏阳。功成享天禄，建旗还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钱酬下乡。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王珪《咏淮阴侯》）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魏徵《赋西汉》）
关于王珪《咏汉高祖》的现实寓指，现代学者聂永华认为该诗“明写刘邦，实喻李世民”，“颂扬唐宗比肩汉高祖的神功武威”；刘开扬先生则认为“无道秦写隋，西楚国就是李密”。全诗将汉高祖与唐太宗比肩，借赞扬汉高祖神威，称颂唐太宗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借前朝灭亡之史实，委婉讥讽，向统治者示守成之不易。《咏淮阴侯》似一篇诗体传记，描述了韩信祸福相依的一生。韩信其人自幼漂泊，从择非其主到终遇恩主，一展才华、建立功勋，最后却惨遭“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不测。在唐初写这样的诗，似乎也是别有所指的。如《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载：“敬德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旧唐书》卷六十八列传第十八）故太宗告诫道：“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此记录的就是在一次宴席上，尉迟敬德为争座次先后，甚至在皇帝面前大打出手的史实。太宗初年常有功臣侍功倨傲，骄恣跋扈者，《咏淮阴侯》即出自这一背景，而以史为鉴，提倡开创君臣和心戮力、同舟共济的良好政治局面，可以避免吉凶纠缠、祸福倚伏的历史悲剧。故其二首诗，完全出于政教目的，以补察时政。魏徵的《赋西汉》也是一首以汉喻唐并委婉讥讽的进谏之作。据《旧唐书·魏徵传》记载，此诗为洛阳宫中君臣唱和之作。时太宗作《赋尚书》，历数夏康、商辛等上古昏君之过，借以表达欲为明君的意愿。魏徵则适时以叔孙通为汉高祖制礼作乐为喻，谏以礼乐仁德之政，针对太宗之诗婉曲进谏。故太宗览诗曰：“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旧唐书》卷七十一列传第二十一），并愉快地接受了魏徵的建议，寻以修定五礼。太宗君臣唱和的咏史诗起到的是史的鉴戒功用，表达的也是史识与时见。从对王、魏之作的分析，可以看出以贞观君臣为核心的咏史创作，侧重于对古人的颂扬与批判，注重历史的讽谏意义，颂美规诫，具有较明确的现实指向。
此类典型作品还有元结的《二风诗》组诗。其创作于天宝六年（747年），是诗人以文辞待制时作，其“以史为鉴”的创作目的非常明确：“吾欲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其中，组诗分为：《治风诗》五篇，分别是“至仁”“至慈”“至劳”“至正”“至理”；《乱风诗》五篇，分别是“至荒”“至乱”“至虐”“至惑”“至伤”五篇。诗歌咏赞了历史上的五大明君：尧（仁帝）、舜（慈帝）、禹（劳王）、殷宗（正王）、周成王（理王）；批评了五大昏君：太康（荒王）、夏桀（乱王）、殷纣（虐王）、周幽王（惑王）、周赧王（伤王），并对他们的治乱得失给予系统的总结和评价，并且这些诗以古代系列帝王作为关注、研究的对象，以规讽玄宗，透露出强烈的稽政意识。
（二）讽喻类，借古讽今
“针对时弊，借古讽今”是有唐代咏史诗“比兴寄托”最主要的特征，自初唐至晚唐此类咏史诗内容呈上升趋势，在“兴寄”特征咏史诗中所占比例最大，约占35%，有312首。特别是盛唐与中唐，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咏史诗讽刺社会现实的作用逐步加强，并且主要针对唐代三大政治弊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还有直接针对统治阶级腐朽统治进行批判。以历史反映、讽喻、批判现实，咏史诗的社会现实价值和意义日益突出。
1.讽刺上层阶级腐朽生活
讽刺上层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是讽喻类咏史诗的主要内容之一。唐代由盛转衰的一大表现就是统治阶级的生活状态日益腐朽，这是影响国家政治状况的一大因素。唐代诗人们纷纷注意到这点，故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对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并且，有针对性地对当朝政治统治弊端进行批评，往往有本事可寻。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之四：“乐羊为魏将，食子贪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魔鹿。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这首诗咏的是战国时乐羊和秦西巴之事，却与当时的国事相关，陈沆评其“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再如《感遇》之二十八：“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霓旌翠羽盖，射兕云梦林。朅来高唐观，怅望云阳岑。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虽然所说是战国楚灵王之事，然陈沆批其“刺武后宠嬖”。再如王维《息夫人》一首：“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泪满眼，不共楚王言。”据《本事诗》记载，此诗乃王维讥宁王强取饼师妻，有讽劝之意。这种讽劝也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王乃归饼师，以终其志”。（见《本事诗·情感第一》）清人吴乔曾云：“篇篇有意，非漫然为之者也”，又说“唐人诗意不必在题中”（《围炉诗话》卷一），皆举王维《息夫人》为例，说明唐人作诗皆别有用意。又如李华《咏史》组诗十一首其八咏魏文侯之耽于郑卫之音，其十一亦讽女色惑人，足以亡国。诗中讽女色误国者，可能是针对天宝后期唐玄宗沉迷女色而发。类似主题天宝时期不少诗人都曾涉及。如崔国辅《铜雀台》：“朝日照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了，魏帝使人催。”高步瀛云：“此诗刘海峰以为刺曹丕，然丕已腐骨，又安足刺？其意殆感武才人之事，不能明言，而故托于丕乎？”（《唐宋诗举要》卷八）此诗借魏文帝曹丕与武帝之宫人私通一事，讽刺武则天与李世民父子聚麀乱伦之事。不过，诗意讽帝王荒淫，若以此诗为讽喻之作，所指也似有讽刺明皇后期沉迷女色之事。再如高适《辟阳城》，借咏审食其与吕后私通事，亦讽玄宗朝宫闱丑闻。《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六《唐纪三十二》天宝十载条载“贵妃洗禄儿”事，借以讽刺杨贵妃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丑闻。高适此诗以古讽今，义正词严。又如李白《古风》其三咏秦皇功过得失，既赞叹其扫清六合的统一之功，又揶揄其求仙之虚妄，讥刺刻骨而义正词严。陈沆《诗比兴笺》云其为“刺明皇之词”。《古风》四十八亦咏秦皇，义复相同。开元后期，唐玄宗渐重边功，屡事征伐，故《古风》以秦刺唐，直指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统治。中唐白居易《杂兴三首》其一：
楚王多内宠，倾国选嫔妃。又爱从禽乐，驰骋每相随。锦鞲臂花隼，罗袂控金羁。遂习宫中女，皆如马上儿。色禽合为荒，刑政两已衰。云梦春仍猎，章华夜不归。东风二月天，春雁正离离。美人挟银镝，一发叠双飞。飞鸿惊断行，敛翅避蛾眉。君王顾之笑，弓箭生光辉。回眸语君曰，昔闻庄王时。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游乐，三载断鲜肥。国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宫里。馀波养鱼鸟，倒影浮楼雉。澹滟九折池，萦回十馀里。四月芰荷发，越王日游嬉。左右好风来，香动芙蓉蕊。但爱芙蓉香，又种芙蓉子。不念阊门外，千里稻苗死。冠垂明月珠，带束通天犀。行动自矜顾，数步一裴回。小人知所好，怀宝四方来。奸邪得藉手，从此倖门开。古称国之宝，谷米与贤才。今看君王眼，视之如尘灰。伍员谏已死，浮尸去不回。姑苏台下草，麋鹿暗生麑。
以上为白居易对当时以唐穆宗为首的上层统治阶级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方式进行辛辣的讽刺，以战国时期的楚、吴国因宠信女色而不思朝政，最终导致国亡的历史教训为例，借古讽今，“讽古讽今，以刺托刺”，直指当世时政。明代贺贻孙《诗笺》评其曰：“白乐天自爱其讽喻诗，言激而意质，故立朝侃侃正直。所献穆宗《虞人箴》并《杂兴》诗‘楚王多内宠’一篇，指点色禽之荒，婉切痛快，字字炯戒。及读其《长恨歌》诸作，讽刺深隐，意在言外。”诗人引用了多个史实的排列组合，增加了诗歌的讽刺意味，使咏史诗寄托的思想情感更为激进和强烈。
晚唐杜牧、李商隐咏史诗大多笔锋犀利、语含讥讽，均对误国皇帝腐化淫靡的生活作尖刻的讽刺。如杜牧《过华清宫三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其一）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其二）
万国笙歌醉太平，依天楼殿月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其三）
其讽刺和批判意味强烈、鲜明，“舞破中原始下来”形象地揭示了山河破碎的根本原因，深刻地揭露了玄宗的骄纵和昏昧，活脱脱地刻画出了安禄山献媚邀宠、扭捏起舞的丑态，也尖锐地揭示了玄宗养虎遗患、自食恶果的必然结局。李商隐咏史诗《富平少侯》《北齐二首》《南朝二首》《陈后宫》《隋宫二首》《茂陵》《贾生》，针对当朝统治者的腐朽统治，进行深入的批判。《富平少侯》一诗中借富平少候不思进取，只知宴游、出猎、宠女色等，揭露少年皇帝唐敬宗的荒唐、荒淫和无知。《陈后宫》以陈后主之昏聩影射敬宗，对敬宗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进行讽谏劝喻。其中，首联谓敬宗大兴土木、游宴无度；颔联讽敬宗荒淫扰民、警戒松弛；颈联揭露他惑于求仙、沉溺声色；尾联则暗示君臣上下皆沉酒荒淫，国之将亡未远矣。《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借北齐迅速灭亡的史实影射敬宗败亡之因。《茂陵》借讽汉武帝的游猎、宠幸女色和惑于求仙等弊政来影射武宗，反思朝政得失。如斯还有《隋宫二首》《隋宫守岁》等。
2.讽刺亲小人远贤臣的政治现象
唐代一个较为突出的政治问题就是小人奸臣当道，且谗害贤良，祸国殃民。咏史诗中讽刺亲小人远贤臣的政治现象也成为别有寄托的主要内容之一。
赵女弹箜篌，复能邯郸舞。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黄金买歌笑，用钱不复数。许史相经过，高门盈四牡。客舍有儒生，昂藏出邹鲁。读书三十年，腰下无尺组。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王维《偶然作》其五）
此诗借“夫婿轻薄儿，斗鸡事齐主”，讥讽以斗鸡游戏媚上，作为倡优而见宠者。“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新唐书》卷三十四《五行志一》），诗所指或为贾昌之流，或指玄宗的心腹党羽，如姜皎在玄宗为藩王时即结为心腹。《旧唐书·姜皎传》载：“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命之舍敬，曲侍宴私，与后妃连榻，间以击球斗鸡，常呼之为姜七而不名也。兼赐以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旧唐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九）后因帮助玄宗平定窦怀贞等潜谋逆乱，并助其坐稳帝位，所以“以功拜殿中监，封楚国公，实封四百户”（《旧唐书·姜皎传》卷五十九列传第九）。玄宗对待心腹，每以斗鸡击球招待，以示亲密。玄宗后期，出现了所谓的“斗鸡供奉”。王维诗中一方面揭示了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另一方面讥讽了小人得志的政治现象，同时感愤身世、寄寓不平，讽喻隐刺。
李白、杜甫二位盛唐巨匠也写了不少讽刺奸佞当道、志不得托的现实讽喻诗。例如，李白《古风》其五十一，“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云云，陈沆《诗比兴笺》云“叹明皇拒直谏之臣，张九龄、周子谅俱斥窜死也”，更直指明皇近小人远贤臣的愚蠢行为。又如《鞠歌行》：“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借“楚国青蝇何太多”隐喻现实中小人、奸臣当道；借“连城白璧遭谗毁”隐喻自身遭小人排挤，怀才不遇、志不得托，借个人遭遇折射出盛唐政坛玉石不分、忠奸不辨的荒谬现象。再如，《懼谗》咏晏子二桃杀三士及郑袖计害魏姝，均是巧言设计杀人；《感遇》其四（宋玉事楚王）咏登徒子谗毁宋玉；《玉壶吟》、《效古》其二（自古有秀色）则以西施及其东邻分属诗人自我及朝中小人，均是有感而发、咏史比譬。杜甫《折槛行》咏唐初房玄龄、魏徵等直谏之臣，感慨代宗朝下无耿直进谏之臣，而上亦无虚怀纳谏之君。“千载少时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等句，借对前代讽谏贤臣的缅怀，讽刺当今唯小人当权、君主不贤的现实状况。《述古》其三咏汉光武帝中兴，进而思考现实政治，国家如何在乱后复兴，并将东汉光武中兴之臣善始善终，与肃宗时期的中兴之臣相互猜忌作比较。诗人认为当局必须如光武帝一样重用人才，方能再光中兴之业，并提出了亲贤臣、远小人，任人唯贤的政治策略。
中唐以来，奸臣当道的现象越演越烈。如唐懿宗时，“恭惠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憸人满朝”（《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本纪》）。面对这种情况，诗人们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与讽刺。如罗隐的《宿纪南驿》云：“策蹇南游忆楚朝，阴风淅淅树萧萧。不知无忌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费无忌，春秋楚平王时一奸臣。”《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载：“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都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氨及子青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此诗以费无极为批判对象，影射朝中奸佞迫害忠良的现实。《建康》一诗以衰微可嗟的东晋比拟晚唐，借“庾舅已能窥帝室，王都还是预人家”之事，讽刺借名勤王匡扶实则别有暗图之辈，如李茂贞、朱全忠等人。再如秦韬玉《读五侯传》：“汉亡金镜道将衰，便有奸臣竞佐时。专国只夸兄弟贵，举家谁念子孙危。后宫得宠人争附，前殿陈诚帝不疑。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五侯”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等兄弟五人，他们因元后而同日封侯，世谓之“五侯”，这些人因外戚之势而权倾天下。关于“五侯”，《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六十八》记载：他们“臧累钜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发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怀奸邪，欲筦朝政……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以上两首诗，实际上都是为当时奸臣小人当道、祸乱朝政而发，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再如，司空图的《南北史感遇》：“汉世频封万户侯，云台空峻谢风流。江南不有名儒相，齿冷中原笑未休。”这实际上是直斥唐末的宰辅中庸无能，不能挽救国家的衰亡与危机。吴融的《首阳山》对伯夷、叔齐的吟唱：“遂令万古识君心，为臣贵义不贵身。精灵长在白云里，应笑随时饱死人”，实际上是为唐末那些不能持忠义之节的贰臣而发，讽刺、揭发朝廷内相佐平庸无能，臣下因时世变乱，多无忠义之节，更有甚者则窥觑帝室的奸佞之辈。
3.批判三大政治弊病：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
王昌龄有咏史诗《咏史》《失题》二首，均取材于十六国时事，乃姊妹篇。《失题》一首，陈沆《诗比兴笺》收录此诗，题作古意，并笺注：“此所谓一人计不用，即彼诗之龙城飞将也。其指王忠嗣乎！忠嗣身佩四节，控制万里，为国长城，数上言禄山有异志。使明皇用其言，则渔洋之祸不作。故诗叹功臣之用舍，关天下之安危也。”王运熙先生则以为本诗取材自《晋书》卷一零一《刘元海传》，指晋武帝不听齐王攸的意见除去刘渊，导致十六国长期纷乱。《咏史》一首借王猛临终谏言苻坚剪除羌及鲜卑，讽刺安禄山有兼并中原之心。这样看来，《咏史》《失题》两首诗可以说是对天宝年间日趋严峻的政治、军事局势的忧思，借史讽时，暗喻藩镇割据之祸，以作预警。
李白《古风》中，不少亦为讽时之作，李阳冰谓之“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草堂集序》），胡震亨谓之“连类引义，尤多讽兴，为近古所未有”（《李诗通》卷一）。其主要关注穷兵黩武、藩镇割据的现实。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杀齐君。（《古风》其五十三）
陈沆《诗比兴笺》云：“此即《远别离》篇‘权归臣兮鼠变虎’之意。内倚权相，外宠骄将，卒之国忠、禄山两虎相斗，遂致渔阳之祸。”王琦评注曰：“太白所谓‘晋为六卿分’者，盖用此事，指大夫专政而言，以起下文循至窃位弑君之事。”本诗由天宝后期权臣位重危主之政局而发，意旨相对显豁。
秦皇曾虎视，汉祖昔龙颜。何处枭凶辈，干戈自不闲。（张祜《入潼关》）大道不居谦，八荒安苟得。木中不生火，高殿祸顷刻。谁将白帝子，践我礼义域。空持拔山志，欲夺天地德。轵道人不回，壮士断消息。父母骨成薪，虫蛇自相食。鼎乱阴阳疑，战尽鬼神力。东郊龙见血，九土玄黄色。鼙鼓裂二景，妖星动中国。圆丘无日月，旷野失南北。徒流杀人血，神器终不忒。一马渡空江，始知贤者贼。（曹邺《秦后作》）
以上两首诗皆以秦喻唐、借秦讽唐，对秦朝分崩离析后军阀的割据与混战造成的黎民百姓无辜受难、社会秩序混乱、民族灾难严重的恶劣后果，予以抨击，给一味姑息藩镇割据的当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再如，崔涂《读段太尉碑》通过对段秀实的激情颂扬，表现出拥护国家统一、反对割据分裂的坚定立场。诗人们以“察君过，匡君失”为己任，超越现实而又触及历史背后的真实，咏史诗则更集中地指向了对君主的规讽与批判。
李商隐的咏史诗比较关注“三大弊病”，如《隋师东》《井络》讽刺藩镇割据之害，《有感二首》《重有感》抨击宦官专权乱政，《五松驿》批判朋党之争。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但须鸑鷟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隋师东》）
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峰。阵图东聚燕江石，边柝西悬雪岭松。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
独下长亭念过秦，五松不见见舆薪。只应既斩斯高后，寻被樵人用斧斤。（《五松驿》）
《隋师东》借隋炀帝征高丽一事，一方面，借讨叛诸将跋扈难制的史实揭露唐代藩镇割据、朝廷威令不行的祸害；另一方面，借官员冒功邀赏、推行厚赂政策，讽刺宦官专权，宰辅不得其人的当朝政治现实，从侧面揭示了藩镇长期割据和朝廷宦官专权的政治危机。《井络》一首则借杜宇、蜀先主未能坐稳西南江山，告诫割据西南的藩镇不要妄图分割国家主权。《五松驿》借秦国李斯、赵高钩心斗角而相继被斩，以及二人覆灭后，五松为薪，秦国灭亡的史实，表达诗人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朋党倾轧的忧虑。晚唐时期，朋党纷争，南北司势若水火，政局动荡变化不已。诗人隐喻长此以往，唐朝也必将面临“寻被樵人用斧斤”的结局。
二、咏史诗的“比兴”艺术手法
咏史诗的“比兴”艺术手法，简而言之即为“借古喻今”。但由于咏史诗寄托思想内容的差别，在“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比如说，强调社会现实价值的规讽类和讽喻类咏史诗，多采用古代史实对比、类比的方式方法进行：一是讽古讽今，以刺托刺；二是颂古讽今，以美衬刺；三是托古讽今，现实刺意。以上三种对比手法蕴含的是三种不同的“兴讽”价值取向：“讽古讽今，以刺托刺”强调的是以史为鉴，批判现实，如崔国辅《魏宫词》，高适《辟阳城》，李白《古风》其三、其四十八，杜牧《过华清宫三绝句》，李商隐咏史诗《富平少侯》《北齐二首》《南朝二首》《陈后宫》《隋宫二首》《茂陵》《贾生》，王维《偶然作》，李白《古风》其五十一、其五十三，张祜《入潼关》，曹邺《秦后作》，杜甫《折槛行》，罗隐的《宿纪南驿》，秦韬玉《读五侯传》，王昌龄《咏史》《失题》，李商隐《隋师东》《五松驿》；“颂古讽今，以美衬刺”，则是怀古伤今，变革现实，如王珪《咏汉高祖》、魏徵《赋西汉》、元结《二风诗》、王维《息夫人》、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其四、吴融《首阳山》、崔涂《读段太尉碑》、杜甫《述古》其三；“托古讽今，现实刺意”，寄寓历史兴亡，反思社会现实，如王珪《咏淮阴侯》、李商隐《井络》、白居易《杂兴三首》其一，以下则对前面所述的咏史诗进行了艺术手法的归类总结。
（一）类比、对比
典型的类比主要是以历史上的历代帝王作为对象，如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夏桀商纣、春秋战国时期的吴王和楚王、秦始皇、汉武帝、南朝的各位君主、前代隋炀帝、唐朝玄宗，各朝各代的兴衰成败自然而然地成为咏史诗类比的对象。历代君主们励精图治可以兴国，而荒淫享受、好色腐朽必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与危害。最有代表性的是元结的《二风诗》、李华《咏史十一首》等，前面已有论证，此处不作赘述。如张九龄传世咏史诗《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诗人对秦始皇陵的反思直观而真切，运用的类比手法，在政治危机前夕以政治家的敏锐对统治者提出警告。《述古》其二，杜甫在诗中已将古时前后两个朝代，即“舜举贤致治”与“秦苛法敛民”进行了类比，所寄托的思想内容也展现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希望当朝统治者向舜学习，知国本计，发展农业；第二层面就颇具讽刺意味，指出当时统治者若不以为鉴则将如暴秦一般走向灭亡。李绅的《姑苏台杂句》，是诗人途经姑苏时，有感于“越王黄献吴王黄金楼媚，吴王因造姑苏台，因献媚，遂以黄金尽饰楼，以破其国”之事而作。诗作以流丽跌宕的笔势，写吴王荒淫无道、沉溺女色、享乐腐化，最终导致“歌清管咽欢未极，越师戈甲浮江来”“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的结果，实际上是讽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又如司空图的《南北史感遇十首》（其五）：“兵围梁殿紧匝破，火发陈宫玉树摧。奸按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军入长安，僖宗逃奔。司空图至河中避乱，此诗约作于次年居于河中时，其借南朝梁陈亡国之事，影射唐王朝几被农民起义军推翻，认为其深层原因不在于奸佞误国，而主要是君主自身昏聩误国。再如张祜《马嵬坡》：“涟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直接以玄宗史事入诗，委婉地指出造成安史之乱、军心背离的根本原因在于玄宗沉溺贵妃，荒淫误国，对统治者的规谏、批判自寓其中。
比手法的运用形成强烈鲜明的历史画面，使得咏史诗讽刺意味倍增。如王维《西施咏》一反传统取材的角度，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从客观入手，叙述了西施由贫即贵的地位变化引发的社会效应。突破了议论、说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寓意在对形象本身的吟咏中自然显露，没有人为比附的痕迹，诗境更为浑融完整，寓意迭出不穷，堪称以西施为题材的“兴寄”特征最显著的咏史。它第一层寓意，写西施由“越溪女”成为“吴宫妃”的贵贱殊异的地位变化，前后形成强烈的对比，由此引发“贱日岂疏众，贵来方悟稀”的感叹，嘲讽了当世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沈德潜评其：“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王夫之评其：“讽刺亦褊，其转折浑成，犹有元韵。”（《唐诗评选》卷三）《唐贤三昧集笺注》曰：“托意深远，寓意在言外。”批判当时社会关于人的价值观念，抒发诗人不平之鸣。第二层寓意，从“贱日”二句和“君宠”二句来看，不难体味本意在讽刺当时某些因时遇而突然发迹的贵幸者，不仅依宠娇纵，而且误惑君听。同时，因艳色而贵的原因，也极易使人联想到小人因善媚而进幸的现实，但诗人将犀利的锋芒藏在平和委婉的咏叹中。
晚唐杜牧、李商隐之咏史诗更将“比兴”艺术对比手法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如杜牧《台城曲二首》（其一）云：“整整复斜斜，隋堤簇晚沙。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将敌军兵临城下与皇帝仍然淫乐的场面作了鲜明和强烈的对比，增添了诗歌的讽刺意味。又如《题桃花夫人庙》，也是画面对比鲜明的绝妙诗篇，“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以绿珠的刚烈殉情反衬息夫人的苟且偷生。在两种形象的强烈对比中，表现了诗人对息夫人的鄙弃与斥责，对绿珠的忠贞不贰的赞扬。虽然表现手法委婉含蓄，但诗人的感情却十分强烈。李商隐常常运用强烈对比展现色彩鲜明的画面，有意形成引人注目的诗歌形象，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达效果。诗人似乎无意于讽刺，而讽刺却自见于其中。晚唐的武宗、宣宗、懿宗、僖宗，一个比一个荒淫、无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导致政治腐败、统治垮台，而统治者又屡屡不能积极吸取教训，最终自食其果。李商隐纵观史实，放眼现实，在咏史诗中多选取帝王豪华的宫廷生活、热闹的歌舞场面与由此带来的悲凉结局作对比，实现咏史诗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譬如：
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齐宫词》）
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吴宫》）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北齐二首》）
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筹笔驿》）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
不见华胥梦，空闻下蔡迷。（《思贤顿》）
用对比设置戏剧性的情节和场景式的场面，可以突出讽刺效果。这样不但将封建帝王的丑行恶果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使人的认识心理得到深化，引导人们在想象和联想中深思，认知历史发展的规律，感受诗人的用心所在。另外，这种手法对于提高咏史诗的艺术价值，也有很大的帮助。“风骚两挟，文质半取”，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向来是既能表达特定的内容，又富有艺术魅力。李商隐用对比进行讽刺，揭露封建帝王荒淫误国的可耻行径，寄托自己的心志，表现了其咏史诗文质彬彬、含而不露的特征。
（二）比喻、象征
前面我们明确指出，唐代咏史诗“讽喻美刺”的社会现实价值集中体现在规讽类和讽喻类两种诗歌题材内容之中。但是咏史诗所寄托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此，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寄托诗人个人际遇的咏史，此类咏史诗的现实价值性相对前两类诗歌不是十分明显，旨在发挥诗歌言志、抒情的功能。此类咏史诗寄托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想的抒发和怀才不遇的幽愤两个方面，诗歌数量达312首，占“兴寄”特征咏史诗总数的35%。此类诗歌在“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点：主要表现为将诗人的个人命运与历史人物相比拟，借历史人物自喻、自况、自拟，以寄寓政治理想和命运不济之感。
如“四杰”卢照邻《咏史四首》，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借思古而发幽情，寄寓诗人胸怀抱负或失落之悲、怀才不遇之感。
季生昔未达，身辱功不成。髠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幸逢滕将军，兼遇曹丘生。汉祖广招纳，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其一）
大汉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奄尹，斧锧婴缙绅。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真。雍容谢朝廷，谈笑奖人伦。在晦不绝俗，处乱不为亲。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冲情甄负甑，重价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桥津，谁知仙舟上，寂寂无四邻。（其二）
公业负奇志，交结尽才雄。良田四百顷，所食常不充。一为侍御史，慷慨说何公。何公何为败，吾谋适不同。仲颖恣残忍，废兴良在躬。死人如乱麻，天子如转蓬。干戈及黄屋，荆棘生紫宫。郑生运其谋，将以清国戎。时来命不遂，脱身归山东。凛凛千载下，穆然怀春风。（其三）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天子玉槛折，将军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视死其若休。归来教乡里，童蒙远相求。弟子数百人，散在十二州。三公不敢吏，五鹿何能酬。名与日月悬，义与天壤俦。何必疲执戟，区区在封侯。伟哉旷达士，知命固不忧。（其四）
咏史诗组以四人立像自况，分别吟咏季布、郭泰、郑太、朱云四位两汉时期的人物。这四个人物或功勋卓著，或淡泊名利，或智高识远，或正义凛然，但均有共同之处，即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坚持理想、保持节气、耿介风骨。季布一诺千金、义薄云天、仗义直谏，敢于反抗权臣；郭泰淡泊名利、脱略冠冕，“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拂尘而去，其隐逸高绝的风神气度在当时颇受推崇；郑太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出奇自保，显示了诗人推崇智谋与权变，反对腐儒盲目抗争的愚蠢行为；朱云的刚直不阿、视死如归，体现出士人的凛然气魄。特别是郑太一首，交接游侠的豪迈，劝说何进的远见，进谏董卓息兵山东、以狡狯之道对付奸雄的智谋，最后出奇脱身，显示出智、勇、仁、义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诗人选取这样四位历史人物进行吟咏，与其自身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卢照邻早期任邓王府典笺以及调新都尉，对仕途及未来均曾有过希望。后来由于风疾，被迫归隐养病。诗人本身曾经踌躇满志，对政治满怀理想，但终一生落拓、身罹重疾，投水自尽，足见其个性的独立与孤倔。所以他在《咏史诗》中特意推崇的这几个人物，均与自己的个性相契合，是诗人的千古知音。尤为重要的是，这几个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独立、耿介、傲岸的精神，不仅仅为卢照邻一人所激赏，而是被越来越多的唐人所欣赏并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追求。
又如陈子昂《蓟丘览古》七首：
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生黄埃。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轩辕台》）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巳矣，驱马复归来。（《燕昭王》）
王道已沦昧，战国竞贪兵。乐生何感激，仗义下齐城。雄图竟中天，遗叹寄阿衡。（《乐生》）
秦王日无道，太子怨亦深。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燕太子》）
自古皆有死，徇义良独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田光先生》）
大运沦三代，天人罕有窥。邹子何寥廓，谩说九瀛垂。兴亡已千载，今也则无推。（《邹子》）
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郭隗》）
陈子昂咏史诗有《感遇诗》其三、四、八、九、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五，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登泽州城北楼宴》《登幽州台歌》《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等，共计26首。陈子昂的咏史诗往往是其理想抱负、郁愤寄托的抒发，也是其风骨兴寄之说的杰出实践。陈沆曾云：“历考唐人诸集，亦有片章只语寄怀兴废，如子昂之感愤忧郁、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导。”又云：“子昂《感遇》，雄轶古今，然问其所感何遇，则皆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必在会意忘食之余；诗有别趣，不出惬心厌理之外。洄洑之下，必有渊潭；傥眇之辞，端非浅寄。屈、宋、枚、阮，古辙可寻；得其肯綮，理解斯砉。……尝考杜子美诗曰：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并世知音，惟此牙、旷。”（《诗比兴笺》卷三）卢藏用认为此诗是陈子昂随武攸宜征契丹时，献计不被采纳抑郁而作，“子昂知不合，因缄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陈氏别传》）可见，此组诗确为借史抒怀之作，即与屈原、嵇康、阮籍、左思、“初唐四杰”等一脉相承的用世之志及不遇之愤。或慷慨刚健，或幽咽深曲，都是士人的言志之诗，即个人情怀抱负的抒发、寓托。子昂强调诗文要有风骨，推崇建安诗人，根本上也是推崇一种士人精神品格。翁方纲论《蓟丘览古》“郁勃淋漓，不减刘越石”（《石洲诗话》卷一）。七首诗中，《燕昭王》《乐生》《邹子》《郭隗》四首均为以人物立像的自况之作。《史记》卷三十四《燕昭公世家》载燕昭王向郭隗询求纳贤之道，“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郭隗、乐毅、邹衍等均为燕昭王所招纳之贤才，诗人既欣羡他们的幸运，又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这同时也是痛斥当权昏暗，不辨贤愚。此组诗基本都是围绕着君臣际遇这一话题，所咏古人之遇合即叹自我之不遇，因此同样属于“感世不遇”之诗。《燕太子》《田光先生》两首，表达奋不顾身酬答知遇之心愿，令人动容。然而，报死却无由而死，即便诗人愿做田光，世上亦无燕太子，这又使诗歌充满怨抑愤郁。组诗以《郭隗》做结，显示了作者在结构上有所用心，郭隗是燕昭予以延揽人才之榜样，本身也即一个象征，可以说“郭隗”就是乐毅、邹衍等人的“共名”。该诗在内容上也是对整组诗所咏的知遇之事作本质性的概括。“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可以说组诗就是这样一曲呼唤燕昭王、呼唤黄金台的慷慨悲歌。类似的咏史诗组还有张说《五君咏》，其自序云：“达志、美类、刺异、感义、哀事，颜氏（按：指南朝作家颜延之）之心也，拟焉。”（《全唐诗》卷八六）借魏晋时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位名士自况，表达一展抱负的雄心。张说也确实因为《五君咏》而重新得到起用。《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云：“（张说）素与姚元崇不平，罢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实封。说既失执政意，内自惧。雅与苏环善，时环子颐为相，因作《五君咏》献顾，其一纪环也，侯环忌日致之。颐览诗呜咽，未几，见帝陈说忠窖有勋，不宜弃外，遂迁荆州长史。是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明皇杂录》）
李白咏史诗中以历史人物自况、自喻的现象更加丰富、常见：
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陶朱虽相越，本有江湖心。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留别王司马嵩》）
朱亥已击晋，侯嬴尚隐身。时无魏公子，岂贵抱关人。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空余湛卢剑，赠尔托交亲。（《送侯十一》）
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送岑征君归鸣皋山》）
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金骨既不毁，玉颜长自春。可怜浮丘公，猗靡与情亲。举首白日间，分明谢时人。二仙去已远，梦想空殷勤。（《感遇四首》其一）
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书情赠蔡舍人雄》）
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须。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其二）
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蹇松云间，冥翳不可识。云窗拂青霭，石壁横翠色。龙虎方战争，于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阴虹浊太阳，前星遂沦匿。一行佐明圣，倏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难测。飞声塞天衢，万古仰遗迹。（《商山四皓》）
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酬崔侍御》）
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洒。大贤有巻舒，季叶轻风雅。匡复属何人，君为知音者。传闻武安将，气振长平瓦。燕赵期洗清，周秦保宗社。登朝若有言，为访南迁贾。（《赠常侍御》）
晋室昔横溃，永嘉逐南奔。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组练照楚国，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皇运有返正，丑虏无遗魂。谈笑遏横流，苍生望斯存。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象东山姿，缅怀右军言。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可见，诗人吟咏的人物包括鲁仲连、屈原、贾谊、韩信、郭隗、诸葛亮、范蠡、张良、商山四皓、严陵、谢安等人。诗中咏古人，是引以自况，所许的人物或有辉煌至极的功业，如王猛、白起；或有高旷绝俗的情操，如商山四皓、严陵；或两者都有，卷舒自如、进退自在，如范蠡、张良、谢安。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正印证了李白的人生理想——“功成身退”。首先要成功，没有世俗社会的成功，何以见证他的出类拔萃、空前绝后。其次要引退，如果被浮名利禄所拘系，精神格调何以超迈古今，又怎能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最后，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不能丧失精神上的尊严与高贵，《赠韦秘书子春》其二所咏王猛“扪虱话良图”最能代表李白思想，《王猛载记第十四》云：“（猛）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晋书》卷一一四）李白一样“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而王猛旁若无人，扪虱谈论天下大势，眼空权豪，也正如李白“平交王侯”“高揖万乘”的思想。
另外，咏史诗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往往反复出现、重复使用，从而成为了诗人政治理想和精神气质的象征，典型化的人物意象如屈原、陶渊明、诸葛亮等，都是唐代咏史喜好选用的典型题材和典型人物。屈原形象自汉代以来颇受历代文人追捧，屈原具有悲剧色彩的艺术形象往往引发诗人人生遭际、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无限感慨。据笔者初步检索，《全唐诗》中以屈原为吟咏对象的诗歌有68首。代表作如盛唐李白《江上吟》、中唐时期戴叔伦《过三闾庙》、晚唐李商隐《楚宫》等。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江上吟》）
沅湘流不尽，屈宋怨何深。日暮秋烟起，萧萧枫树林。（戴叔伦《过三闾庙》）
湘波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枫树夜猿愁自断，女萝山鬼语相邀。空归腐败犹难复，更困腥臊岂易招。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攫长蛟。（李商隐《楚宫》）
以上三首诗，一方面借屈原形象暗喻自身命运不济，以及没沉下僚的感伤；另一方面诗人从屈原处发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精神上的创造才可以与日月同光，世间庸俗的功名富贵如浮云一般虚无。诗人以功名富贵不能长在而自慰，通过屈原与自身命运的对比，诗人获得了足以战胜世俗政治失意、命运不济的巨大精神力量。
陶渊明是隐者形象的代表，当诗人不得志时，往往会引发归隐山林的“出世”思想。据初步检索，《全唐诗》中以陶渊明为吟咏对象的诗歌有83首，代表作如盛唐岑参《春寻河阳陶处士别业》、中唐白居易《访陶公旧宅》、晚唐吴筠《高士咏·陶征君》。
风暖日暾暾，黄鹂飞近村。花明潘子县，柳暗陶公门。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南桥车马客，何事苦喧喧。（岑参《春寻河阳陶处士别业》）
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馀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白居易《访陶公旧宅》）
吾重陶渊明，达生知止足。怡情在樽酒，此外无所欲。彭泽非我荣，折腰信为辱。归来北窗下，复采东篱菊。（吴筠《高士咏·陶征君》）
以上三首诗，除了表达倾慕陶渊明之高洁的品格情操外，自比陶渊明，抒发不愿与当朝小人为伍的高远志向，更以陶公的形象寄托了自己逍遥自在、快意舒适的隐者态度。抒发易代之际幽愤慷慨的情怀，表达对归隐之路的自我认同及“固穷安贫”的精神理念。陶渊明虽是典型的“出世”者形象，但是其中包含着历代文人所追求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追求，诗人们将五柳先生作为隐者高士进行膜拜，希望有一天成就“功成身退”的千古功业。
诸葛亮则是坚定的“入世”者形象，无论世道怎样艰难险阻，他都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属难能可贵”。据初步检索，《全唐诗》中以诸葛亮为吟咏对象的诗歌有85首，代表作有盛唐杜甫的《蜀相》、《武侯庙》、《八阵图》、《诸葛庙》、《谒先主庙》、《咏怀古迹五首》、《上白帝城》其二、《夔州歌十绝句》其九，岑参的《先主武侯庙》，中唐刘禹锡的《蜀先主庙》《观八阵图》，晚唐温庭筠的《过五丈原》、窦常的《谒诸葛武侯庙》、胡曾的《咏史·五丈原》等。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刘禹锡《蜀先主庙》）
铁马云雕久绝尘，柳阴高压汉营春。天晴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下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因人。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过五丈原》）
以上几首诗，一方面以诸葛亮的济世才智自比，抒发自身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一方面又感慨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英雄壮志难酬之无奈，喻自身政治上屡遭挫败、怀才不遇的苦闷。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复杂情感的共同作用，实际上更完美地塑造了诸葛亮的形象，以及其不畏艰辛永远保守着政治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担当历史使命的儒家精神，并且寄托了诗人自己复杂而丰富的情感世界。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古代文人的心中往往是道家“出世”、儒家“入世”思想交织缠绕。政治环境为顺境时，诗人往往抒发报国明志的豪情壮志；为逆境时，又往往引发退归山野、自在逍遥的老庄之道。屈原成为了怀才不遇、沉郁忧愤形象的象征，陶渊明成为洒脱高洁“出世”隐者形象的象征，诸葛亮则是积极“入世”者形象的象征，这三种典型形象分别寄托了诗人的不同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共同建构了唐代士族诗人的精神气质和理想品格。
三、咏史诗的审美价值
唐以前的咏史诗从诗歌内容上而言，史实是史实，个人是个人，史实与个人的思想情感界限较为清晰；从诗歌结构方面而言，诗歌具有严谨的逻辑结构和完整的叙事功能。在“兴寄”理论的影响下，古与今、历史与个人对立的问题逐渐被解决。诗人以所“寄托”的主观意志作为诗歌创作的主线，将历史真实与理性思辨相结合，从而体现出诗人对整个历史的哲学观照。这种个人生命的哲学思考，往往还包含着诗人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即随着自我意识的不断高涨，诗人更关注内心主观情感的表现，并将历史真实与个人情感结合，呈现出其独特的个性化的审美体验。
第一，理性思辨，历史的哲学观照。
唐代咏史的审美价值在于历史的真实与理性思辨的结合，这仰赖于唐代大量怀古诗、览古诗的创作实践。自陈子昂《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始，出现了一大批怀古诗，其中以怀古为题的有163首，以览古为题的有31首。代表作有：初唐李百药的《谒汉高庙》《郢城怀古》《秋晚登古城》《登叶县故城谒沈诸梁庙》，王绩的《过汉故城》，萧德言的《过严君平古井》，陈子昂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登泽州城北楼宴》《登幽州台歌》《白帝城怀古》《岘山怀古》，刘希夷的《洛川怀古》《北邙篇》；盛唐李白的《苏台览古》《越中览古》，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孟浩然的《登鹿门山怀古》，刘长卿的《登余干古县城》；中唐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荆门道怀古》《石头城》；晚唐杜牧的《西江怀古》《悲吴王城》，崔涂的《赤壁怀古》、《金陵晚眺》（一作《金陵怀古》），李德裕的《东郡怀古二首》，李山甫的《上元怀古》，陆龟蒙的《吴宫怀古》，许浑的《金陵怀古》，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于濆的《经馆娃宫》，薛逢的《悼古》，崔道融的《西施滩》，赵嘏的《冷日过骊山》，陈羽的《经夫差庙》，雍陶的《夷陵城》。怀古、览古诗的出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一个平台，即周遭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诗人们通过怀古、览古诗由景及情，抒情为主，使客观物境投射作者的强烈主观色彩，而这种主观色彩中往往渗透着诗人的理性思辨。达到“情”与“景”的交融，是唐人在咏史诗中创造意境时常用的手法。诗人亲临古地、追怀往事以寄感慨，并借眼前景象浑写大意、涵盖一切，进而抒发对人世变迁、盛衰更替的感慨。从寄托内容上而言，怀古、览古类咏史属于寓历史兴亡、寄人生哲理一类，数量达145首，占16%。在艺术上，常常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把咏史与抒怀、寓理融为一体，因景抚迹、抒发怀抱，托古思今、寄寓哲理。这类诗往往亦古亦今，重在思辨，艺术上显得含蓄婉转，意在言外。所以由于怀古对象大多是山水形胜，所以本身就具有物色之美，有较独立的审美意义。
“抚景起兴”的提法，由怀古诗、览古诗而来。咏史诗多是“因史抚事”，由古人古事作为“吟咏感慨”的发端，相对比较直接。怀古诗则“因景抚迹”，以游览历史遗迹作为发端，强调触景生情、借景寄情，在“史实”“情感”之外引进了景物的因素，客观外物在这里成为触发诗人怀古、吊古、伤今之情的媒介。触发“兴”的诗歌元素从单一变为了多样，咏史诗的内部结构从原来的“史实” “诗情”二元发展为了“史实” “诗情”“景象”三元立体。景物成为触发情感产生情思的基础，将历史蕴含的情感与景物瞬间触发的情思相结合，真正到达“情景交融”的最佳艺术效果，也是“兴寄”理论兴情景中、寄托物外的目的所在。怀古诗的主要特征是“景”的元素逐渐放大，而“史”的元素则相对缩小。也可以说诗人对历史遗迹的描写越来越详细，而对历史人物、事件往往一笔带过，提及辄止。一首怀古诗往往依托一个相对固定的历史遗迹，纵横联系上下百年及千年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形成空间上稳定而时间跳跃的立体型杂咏怀古诗。如杜牧《西江怀古》一首，诗人的思想情感由西江古迹激发，联想连接与西江古迹相关的春秋越国、汉魏、前秦三个朝代，范蠡、魏帝、苻坚三个风格迥异的历史人物。诗人实际以范蠡形象作为自身的精神寄托，表达诗人孤高的心气，怀才难遇的不平，撒手一去的潇洒豪情。诗人将宏大的历史思考通过大胆、丰富的联想、想象完全融合于景物之中，亦古亦今，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古今贯通。山川草木、花鸟虫鱼无不与诗人的历史思辨相契合，这种受中国传统审美心理影响而创造的艺术境界是唐人咏史诗的突出特征。
更有诗人将各种带有浓厚历史底蕴，同时又富有衰飒气息的景象、物象有机地并列、组合，形成一组组咏古、怀古的历史意象群，同时将作者对历史的感伤、慨叹也自然地融入其间，移情入景，进而构成独特的审美意境。以刘禹锡怀古类诗歌为例：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道行人歇，麦秀空城野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荆门道怀古》）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金陵五题·乌衣巷》）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
《荆门道怀古》一诗中的“南国山川”“宋台梁馆”“古道”“空城”“宫井”“宝衣”等物象，《金陵五题·乌衣巷》一诗中的“朱雀桥”“乌衣巷”“堂前燕”，《金陵怀古》一诗中的“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都具有很强的历史意蕴，可称为历史意象群。它们的存在既见证着历史，又连接着当前。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带着读者出入古今时空的穿透力，并使此诗充分地展现出强烈的历史浓度感与现实凄凉感，同时融入作者低沉的伤悼情感，昭示着深刻的盛极必衰的历史兴亡哲理。作者将其对历史兴废的淡然伤悼，很巧妙地融入其中，使诗歌显得婉约蕴藉，含蓄巧妙，情韵悠长。宋人严羽曾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沧浪诗话·诗评》）刘禹锡在通过自然、历史物象创造出富有神韵的意境时，往往能够进一步升华，由境生理，使咏史诗的理性深度大大增强，境与理得到完美的结合。
第二，自我意识投射，个性化审美体验。
唐代咏史另一审美价值还在于，诗人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投射，个性化的审美体验。咏史诗中流露出浓厚的自我意识，咏史诗的联想方式是“由史及我”“以史咏我”“借史述情”“假史言怀”。“寓史寄慨”内容往往为己之遭际，以及由此而引发哲学思考。沈德潜评《感遇》云：“感己之所遇而发为诗，即其理想抱负、郁愤寄托的抒发”（《唐诗别裁集》卷一）。陈沆曾云：“子昂《感遇》，雄轶古今，然问其所感何遇，则皆不求甚解。……夫不求甚解，必在会意忘食之余；诗有别趣，不出惬心厌理之外。洄洑之下，必有渊潭；傥眇之辞，端非浅寄。”（《诗比兴笺》卷三）胡震亨评《古风》：“太白《古风》……其抒发性灵，寄托规讽……六十篇中，非指言时事，即感伤己遭，循径而窥，又觉易尽。”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组诗，李白《古风》五十九首，诗中所抒发的情怀是用世之志及不遇之愤，即个人理想抱负的抒发、寓托。此种起兴联想方式，集中体现了唐代文人独立、傲岸的主体精神，更是“风骨兴寄”之诗学理想的根源所在。有学者把咏史的寄托内容也分为三种：“一是作者个人遭遇挫折，仕途不利，有志难伸，故借前代史实以自慰自宽，或抒发愤懑；二是当社会鼎革、民族危难之际，以史寄寓兴亡之慨；三是当社会政治机制不满，借历史故以暗寓己见。”以上三种寄托的内容都紧密地与诗人自我意识相联系，体现为诗人自我的人生观、历史哲学观和政治观等多种认识。前面我们提到过陈子昂咏史中出现了自我意识，到盛唐诗人则将这种自我意识进一步扩大化。咏史诗中历史观念不再是统治阶层的集体意识体现，而是盛唐诗人融合情感和理性历史思考的诗意表现。据栾贵明等编纂的《全唐诗索引》，在具有可比性的作家中，“我”（含“吾”“余”）的使用频率，李白为0.582%、白居易为0.479%、杜甫为0.4026%。李白诗中用“我”398次，用“吾”64次，用“余”76次。咏史很多时候成为“以史咏我”，诗人的抒情主体意识高涨，所有古人、史事都是围绕着此张扬的抒情主体运转。个人作为历史的一步进入到历史中去，“史”与“诗”、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更加融合。以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为例：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其十）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其十二）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其十五）
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击齐堂。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其三十七）
李白《古风》（其十），通篇描述鲁仲连风采，结尾“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点到自己和鲁仲连精神气格的相通；《古风》（其十二），咏严子陵高蹈归隐，既是对古人的仰慕，也寄托了诗人的自我志趣；《古风》（其十五）前半部分咏燕昭王筑黄金台，后半部联及自身际遇，转为控诉怀才不遇；《古风》（其三十七），前半写到邹衍及传说中齐之庶女蒙冤事，后半部转述自身遭际之不公。可见，诗歌所寄托情感丰富多样，所寄托内容如抽丝剥茧般层出不穷，诗意胜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