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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学人诗的反思
袁枚性灵诗学在乾隆后期的广泛影响，使当时诗坛无论是推崇者也好，排诋者也好，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它鲜明的独创性与反传统色彩，更形成后世截然对立的正负两种评价，这在王建生《袁枚的文学批评》中已有详细列举（王建生《袁枚的文学批评》第五章“当时人及后人对于袁枚和他的文学批评的批评”）。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袁枚诗学在明清诗论史上的意义。
日本学者松下忠曾从补古文辞格调说之短，救公安、竟陵派矫枉过正之弊，弥缝神韵说的弱点三个方面概括袁枚诗学的历史意义，认为三家诗说的对立到袁枚这里趋于缓和，形成交汇融合的特征（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范建明译，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4页）。台湾学者张健思考袁枚诗学的时代特征，认为明代以来的宗唐派诗学到沈德潜是一个结穴，主宋派诗学到翁方纲是一个结穴，无论是宗唐还是主宋，都是趋古，而袁枚则跳出了宗唐主宋的樊篱，其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古典诗学的立场看，袁枚诗学有其俚俗色彩，是对古典诗学主流精神的一种叛逆，其思想倾向及审美趣味显示出古典传统的蜕变，但还不属于近代的范畴，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性，是古典到近代的过渡
（张健《清代诗话研究》，第781页）。尽管这一论断很给人启发，但我还是觉得袁枚诗学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天才论的思想方式，将诗学的关注由外在规范和技巧引向内在的主观条件，同时也使批评由基于客观标准的得失评价转向出于主观趣味的鉴赏。这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大转型，也标志着文学的时代划分。W.J.贝提在他的《批评阐要》中划分西方文学批评史之古典和现代的依据，正是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思潮的立足点由外在的绝对标准转向内在的主观条件，即柏拉图的“理念”为卢梭的“情念”所取代，从而开了主观主义批评的先河（Watler Jackson Bate，ed. Criticism： The Major Texts. Enlarged ed.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中西文学思想、批评史在此出现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在十八世纪的乾隆末年，袁枚的性灵诗学开启了中国批评史的一个新时代。
不过这些对袁枚来说都太遥远了，不光他本人不能预见，就是生活在后一个世纪的论者也不会理解，袁枚嵌入古典诗学乃至文化史如此之深。
还是让我们回到乾隆时代。根据我的考察，袁枚成为诗坛重镇并产生重要影响是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前后。学界一般都将袁枚的性灵诗学视为沈德潜诗学的反拨，说“袁枚与沈德潜论诗的根本分歧，其性质实际上是一场创新与守旧之争”（严明《中国诗学与明清诗话》，第419页），从后设的角度或许也可以这么看，但如果回到历史过程中，则袁枚与沈德潜的交锋只能说是虚晃一枪，略比划两下就收手了。他清楚风烛残年的沈德潜已不足以成为他的对手。所以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高密诗人李宪乔“忧近今诗教有以温柔敦厚四字訓人者，遂致流为卑靡庸琐”，希望袁枚与他一起挺身而出，共挽狂澜时，袁枚根本不认可他的想法，说：“夫温柔敦厚，圣人之言也，非持教者之言也。学圣人之言，而至庸琐卑靡，是学者之过，非圣人之过也。足下必欲反此四字以立教，将教之以北鄙杀伐之音乎？”在袁枚看来，诗教本身并不错，只不过被一群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他最担忧的是，“近今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一句七字，必小注十余行，令人舌口呿而不敢下，于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此则二千年所未有之诗教也，足下何不起而共挽之？”（袁枚《答李少鹤书》，《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又见李宪乔《与袁子才论诗教》，《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第47册）时已七十九岁的袁枚，亲历乾隆诗坛由格调诗风渐趋于学人诗风的转变，对乾隆后期流行的以考据入诗的风气深恶痛绝，以为力摒这种习气才是挽救诗教的当务之急。当时学人之诗的代表不光有翁方纲等一批京师达官，还有厉鹗等活动在江浙一带的浙派。学界都认为袁枚对“夫己氏”的批评是指翁方纲，却很少意识到袁枚对浙派诗的不满。《随园诗话》提到其乡人的浙派诗，从来都没有好评。如卷四言：“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以当李宪乔复函挑明前札是针对沈德潜而发时，袁枚更觉得很无谓：“当归愚极盛时，宗之者止吴门七子耳，不过一时借以成名，而随后旋即叛去。此外偶有依草附木之人，称说一二，人多鄙之。此时如雪后寒蝉，声响俱寂，何劳足下以摩天巨刃，斩此枯木朽株哉！”（袁枚《再答李少鹤尺牍》，《小仓山房尺牍》卷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第5册）相比赵执信之于王渔洋，落水狗勿打固然是袁枚宅心仁厚之处，但根本在于，他认为学人诗才是一代诗运隆替所系。近日诗教之坏的焦点——“于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意味着明代以来流行的“诗以道性情”之说已失去规范诗歌本质的力量，“性情”概念更是已陈之刍狗，毫无内涵的空洞概念。因此他重新拂拭“性灵”这一同样古老的概念，以取代“性情”。从这个意义上说，袁枚与乾隆前期的性灵派诗家，虽然都用性灵论诗，基本观念相通，但两者所处的诗学语境、所面临的对立面是不一样的。后者面对的是神韵诗风和格调诗风，而袁枚面对的却是翁方纲代表的学人诗风。袁枚的性灵诗风应该比学人诗风兴起得更早，但《随园诗话》作为性灵派的理论总结，写作、出版却远在学人诗风兴起之后。它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刊行十六卷本，五十七年刊行补遗四卷，嘉庆元年（1796）刻完补遗八卷，直到袁枚下世后家人才陆续刻成二十六卷足本（黄一农《袁枚〈随园诗话〉编刻与版本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9期，2013年11月）。这一过程正是袁枚与李宪乔论诗的前后几年，其中对“性灵”的诠释体现了乾隆末袁枚对学人诗流弊的反思及理论对策。这是我们谈论袁枚诗学及乾隆朝诗学的历史展开，首先必须意识到的问题。
二、 对同时诗家的影响
袁枚门人孙原湘曾说：“吴中诗教五十年来凡三变。乾隆三十年以前，归愚宗伯主盟坛坫，其时专尚格律，取清丽温雅近大历十子者为多。自小仓山房出而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而风格一变矣。至兰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后进，而风格又一变矣。近则或宗袁，或宗王，或且以奇字僻典阑入风雅，而性灵、格律又变而为考古博识之学矣。”（孙原湘《籁鸣诗草序》，《天真阁集》卷四十一，嘉庆刊本）这里将袁枚主导诗坛的时间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与我的结论相去不远。从孙原湘的叙述可见，性灵说最初只是在江南流行的诗学思潮，但很快就成为当时诗坛的主潮。而到他写作该文时，袁枚诗学“专主性灵，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为胜”，已成为诗坛的一致看法。何承燕说“近代谈诗者好尚不同，彼此龃龉，各持偏见，惟简斋太史论诗最为得中”（何承燕《春巢诗钞》自序，嘉庆二年刊本），应该代表着诗坛相当一部分作者和读者的看法。当时及后来拥趸及响应性灵说的著名诗人，王英志先生曾举出蒋士铨、黄景仁、李调元、陈文述、宋湘、法式善等人（王英志《袁枚》，《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程美华《乾嘉之际诗风的异动——以孙原湘与袁枚关系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这里还可以补充杭世骏、程晋芳、洪亮吉、张问陶、方薰、吴文溥等。王文治也被袁枚引为论诗同调（袁枚《随园诗话》曾再三引述王文治论诗语，其中“诗称家数”一则，袁枚举同叶燮语相提并论，最见其见解共鸣处），虽然他形诸文字的议论不多。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性灵派诗人都像袁枚这样喜欢宣扬自己的诗歌主张。比如胡天游就绝口不谈诗，偶为人作诗序，也只是叙交谊，从不标榜其诗歌观念，但这不妨碍他以性灵派的作风来写诗。又如程晋芳，洪亮吉称其“性灵句实逼香山”，但他也只承认己诗“多平易近情语”（程晋芳《卧云山人诗序》，《勉行堂诗文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并未提到过近似性灵的概念。
其实在许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根据某个诗人是否言必称性灵来判断他是否属于性灵派。正如前文提到的，性灵派和格调派的差别在于论诗立场的破与立，凡论诗必诫人应如何如何的多为格调派，而论诗诫人无须如何如何的多为性灵派。如陶元藻《凫亭诗话》卷上云：“余生平最不喜回文、双声、叠韵等诗。盖作诗者词以就意，故能自抒己见；若此等诗，皆以意就词，则必不能畅所欲言，而性灵晦矣。”又云：“学江西勿就，必槎枒不材；学西昆勿成，必饾饤难化。吾劝作诗者，只须就自己本色写去，到得佳处，亦无不传，何苦别求宗派。”（陶元藻《全浙诗话》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册）这都是诫人作诗无须如何如何，即便他不提性灵二字，也知道是性灵派。陶元藻是袁枚很欣赏的诗人，《随园诗话》再三称道不置，程晋芳也许其诗“出语必自己，雕刻万物情”（程晋芳《邗上酬陶篁村六十韵》，《勉行堂诗文集》），视之为性灵派同道是不用怀疑的。又如桐城吴询，其《画溪草堂论诗》谓“做文字而无本者非也，做文字而必求有本者亦非也”；又谓不读书不可为诗，然“读书万卷而不識一破字，则下笔必有魔”；又谓论诗忌道学气固非也，然如《击壤集》又过矣。这都很像袁枚，持论不执一偏，力破执著之见。至于说“观饮食男女之情，可以知王道之本；听草野鄙俚之曲，可以悟正始之音”，“宋人知诗言志而不知歌永言，唐人知永言而言志则未足，故曰正心诚意者，诗之命脉也；风雨露雷者，诗之鼓吹也；饮食男女、或歌或泣、愚不肖之性情话言，皆诗之妙境也”（吴询《画溪草堂论诗》，《画溪诗集》附，乾隆刊本），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性灵派立场。
谈到袁枚对乾隆诗学的影响，除了性灵派内部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群体与他密切相关，但历来的研究者都未予注意。一个是高密诗派，一个是桐城派。高密诗派之出名，首先与袁枚对李宪乔兄弟的表彰有关，这个问题在后文论述高密诗派时将专门讨论。桐城派表面看来与袁枚关系不大，姚鼐的诗学观念似乎也与袁枚异路，但我们不能忘记，姚鼐是为袁枚撰写墓志铭的作家，他们的关系会一般吗？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袁枚和桐城派的关系（周新道《袁枚诗论初探——兼论与桐城派的关系》，《江淮论坛》2001年第6期），这也是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袁枚在乾隆后期无远弗届的影响，就可以将一些看似无关的议论与袁枚的性灵诗学联系起来。但这需要广泛的阅读，更深入地发掘史料。
三、 对清代后期诗学的影响
一个挑战各种流行学说并且与传统观念为敌的艺术家，最终通常也会沦为后辈敌视的异类。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晚年，当属于新时代的画家们众叛亲离纷纷弃他而去时，他却怀着喜悦和深深的满足说：“我的自豪仅此而已——当今这个新时代的人，以我为敌。”袁枚幸运地没看到举世以他为敌的那一天。在他生前，除了一些正统文人对他的生活作风有所不满，有些规劝甚至要给予某种制裁外，没有人否定他的诗歌成就。其性灵诗学在乾隆后期更是风靡一世，就像郭绍虞先生说的，“在当时，整个的诗坛上似乎只见他的理论；其他作风，其他主张，都成为他的败鳞残甲”（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66页）。随着《随园诗话》的陆续刊行，袁枚诗学的影响在乾隆末嘉庆初达到顶峰。近年学界已注意到，《随园诗话》一书乃是清代版刻史上的一个奇迹，竟然刊行不久即出现翻印本。袁枚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作《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诗云：“自梓诗文信未真，麻沙翻板各家新。左思悔作三都赋，枉是便宜卖纸人。”（袁枚《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三）《诗话》补遗卷三也提到，“余刻《诗话》《尺牍》二种，被人翻板，以一时风行，卖者得价故也”（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嘉庆九年（1804）即日本文化元年，神谷谦、柏昶就根据乾隆五十七年刊十六卷补遗四卷本，重编《随园诗话同补遗》十二卷，去行世仅十三年，可见行销、流播之速。道光末李树滋撰《石樵诗话》，曾提到：“近日诗话之盛行宇内，无如袁简斋《随园诗话》，几乎家有其书矣。”
（李树滋《石樵诗话》卷三，道光二十九年湖湘采珍山馆刊巾箱本。按：书中曾记道光二十六年（1846）晤李湘山事，知撰于道光末）晚清吴趼人所著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5回也提到袁书是“人人都看见过的”。迄止清末，《随园诗话》至少已刊行三十多种版本，另有多种钞本、改编本传世。其版本之多，在经书之外，堪与《三国志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并列为清代四大畅销书（王学泰《随园诗话趣谈：清代中叶畅销书趣谈》，《人民日报》2010年6月14日），无可争议地是清代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诗话。其影响不只限于中土，也波及邻国。《随园诗话》补遗卷四已载朝鲜史臣朴齐家以重价购《小仓山房集》，其性灵诗说也随之流传于朝鲜，对朝鲜诗话产生一定影响（袁枚诗学对朝鲜的影响，崔日义《韩国朝鲜后期诗坛接受袁枚诗学之状况》[《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曾涉及，可参看）。
但同时袁枚也是身后遭受唾骂最烈的文人，钱钟书《谈艺录》曾专门指摘清人对他的批评。凌廷堪《绝句四首》有云：“自怯空疏论转严，儒林文苑岂能兼？不闻卢骆王杨辈，朴学曾将贾马嫌。”这是批评袁枚鄙薄从事经学考订之士。戚孝标《袪惑》也有“人品不足齿，诗文亦何论。况观所论著，无一究根源”的叱责（戚学标《景文堂诗集》五古，乾隆刊本）。刘广智甚至曾撰诗话一卷专诋袁枚，见王昶《湖海诗传》。此外像查梅史斥之为风雅罪人，谭献斥之为文妖，不一而足。就连一生追慕袁枚的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十论及袁枚纪游册，也很不以狎亵为然，遑论他人？晚清朱庭珍概括袁枚性灵诗学流行的原因，说，
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灵为宗，专法香山、诚斋之病，误以鄙俚浅滑为自然，尖酸佻巧为聪明，谐谑游戏为风趣，粗恶颓放为雄豪，轻薄卑靡为天真，淫秽浪荡为艳情，倡魔道妖言，以溃诗教之防。一盲作俑，万瞽从风，纷纷逐臭之夫，如云继起。因其诗不讲格律，不贵学问，空疏易于效颦。其诗话又强词夺理，小有语趣，无稽臆说，便于借口。眼前瑣事，口角细言，拈来即是诗句。稍有聪慧之人，挟彼一编，奉为导师，旬月之间，便成诗人；钝根人多用两月工夫，亦无不可。于彼教自雄，诚为捷径矣。（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其影响波及之久，直到朱庭珍评述性灵派名家之得失，犹不能不深恶痛绝，视同仇雠，称“学者于此等下劣诗魔，必须视如砒毒，力拒痛绝，不可稍近，恐一沾余习，即无药可医，终身难湔洗振拔也。予固知今人多中彼法之毒，其徒如林，此论未免有犯众忌，将为招尤之鹄。然为诗学计，欲扶大雅，不能不大声疾呼，痛斥邪魔左道，以警聋聩而挽颓波！”（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二，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4册）感觉其恐惧仇视之甚，不亚于当年长老之严诫子弟不许接近金圣叹。对袁枚的思想、文学、诗论给予好评，甚至封为意识超前的进步思想家，都是民国以后的事了。这对袁枚恐怕也是不虞之誉，当其撰著诗文诗话时所始料不及的。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