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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赋创作多摹拟，包括拟题、拟词、拟意，当然拟题往往包括拟词与拟意，如宋人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以及《反离骚》之于《离骚》，《反恨赋》之于《恨赋》，名“反”亦实“拟”，至于“拟”与被“拟”之“同”与“巧”，我想无过于汉孝武帝刘彻的《李夫人赋》与宋孝武帝刘骏的《拟李夫人赋》（全名《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间的有趣关联。如大汉与小宋，皆刘姓王朝，两赋作者皆刘氏，此一同；汉武帝承“孝文”“孝景”，谥号“孝武”，宋开国之君刘裕谥号“武”，是为宋武帝，而刘骏承“武帝”“文帝”，复谥“孝武”，以“孝”承续正统，则与汉孝武同谥，又一同；两位孝武帝为赋皆为吊“爱妃”之作，以帝王之尊而钟情于一“妇”，生死不渝，又一同；以“夫”悼“妇”，是谓“悼亡”，历代悼亡诗赋极多，然汉孝武之赋“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马积高《赋史》），此开创，宋孝武虽摹写，然以帝王写悼亡赋，实为赋史之罕见，此亦同。惟汉帝所悼实为“李妃”，而宋帝所悼乃“殷贵妃”，其人虽异，其旨则同，皆为悲情之书写。
品读两赋，先当观其创作本事。
汉帝《李夫人赋》见载《汉书·外戚传》与《艺文类聚》，赋的开篇是“美连娟以修嫮兮，命樔绝而不长”，首句赞其“美”，后句哀其“命”，赞美与哀命的交织，构成了全赋“书悲”的情感主旨。所以赋中回忆旧事，以悲心营构美丽，如谓“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乎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伊人若现，栩栩如生。而赋境转入哀命，复以悲心抒写伤情“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赋文情真意切，源于赋事之悲。考刘彻一生后妃六位，分别是陈阿娇、卫子夫、李夫人、赵婕妤、王夫人与李姬，前四位史事较显，其中陈皇后被废，打入冷宫，卫皇后因巫蛊之祸自尽，赵婕妤（钩弋夫人）在武帝临终前被赐死，人无善终，情何以钟，惟李夫人虽病亡，却情得以终，最为奇特。
据《史记·佞幸列传》载：“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悦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可知李夫人因平阳公主（武帝姊）引荐而得幸（卫子夫亦平阳公主引荐）。对此，《汉书·外戚传》记述尤详：“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而她的兄长李延年“知音，善歌舞”，初次被召見就起舞歌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又倾国，佳人难再得。”汉帝闻之，情绪亢奋，平阳公主说延年“女弟”（妹妹）就是佳人，于是“上乃召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值得一提的是，中山之地在汉代与胡风交接，男子常慷慨悲歌，“多美物，为倡优”，女子“鼓鸣瑟”，“游媚富贵”（《史记·货殖列传》），所以有学者考证，中山李氏是羯胡族裔，人种肤白、高鼻、深目，具中亚美女特征，刘彻为其美貌与丽舞倾倒，与此相关（参见庄春波《汉武帝评传》）。
相比之下，宋孝武帝的赋显然是拟作，但其托咏“李妃”旧题而赋其情事，则有着与汉帝相类似的创作内涵与情感。刘峻赋今载《宋书·孝武十四王传》，赋前有序云：“朕以亡事弃日，阅览前王词苑，见《李夫人赋》，凄其有怀，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会焉。”对照赋文首句“巡灵周之残册，略鸿汉之遗篆”，已点明拟篇之意，然继谓“虽媛德之有载，竟滞悲其何遣”，则与赋序之“凄”字衔接，表明了全赋书写悲怀的意旨。如果对照原赋，这篇拟赋同样沿袭了赞“美”与哀“命”的抒情方式，如回忆殷妃时所写的“思玉步于凤墀，想金声于鸾阙”；而写悼亡，则谓“竭方池而飞伤，损圜渊而流咽”“俯众胤而恸兴，抚藐女而悲生”等，凸现了对亡妃的情爱之深、之切。与汉帝仅仅爱李妃之美丽及才艺不同，宋帝与其殷贵妃的情爱可谓“尤物”异事，甚而遭到“败德”之毁。这主要表现在其初遇与悼亡两方面。所谓初遇，牵涉到殷贵妃的出身问题。《南史·后妃传》载：“殷淑仪，南郡王义宣女也。丽色巧笑。义宣败后，帝密取之，宠冠后宫。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当时莫知所出。”史上殷贵妃出身有两种说法，一谓殷琰女，一谓义宣女，据《南史》“假姓殷氏”，这就着实了刘骏淫乱嫡堂妹之案例，不仅“好色”而无耻（宫帷之丑），且达到“宠倾后宫”（《宋史·孝武十四王传》）的地步。这也招致后世诸如颜之推负“世议”（《颜氏家训·文章》）、赵翼“宋世闺门无礼”（《廿二史札记》）的非议，甚至与刘骏同时有诗人鲍照《采桑》诗“采桑淇洧间，还戏上宫阁”，也被视为讽其“宫闱渎乱，倾惑殷姬”（吴汝纶《古诗钞》）。
刘骏的好色、钟情以致罔顾礼数，不仅在殷妃生前处死“泄密”（指殷妃出身）者，更在“悼亡”时的逾制。据前引《南史》记载：“追赠贵妃，谥曰宣。及葬，给车、虎贲、班剑。銮辂九旒、黄屋左纛、前后部羽葆、鼓吹。”又下令建庙，并以淑仪长子刘子鸾的封号，称为“新安寺”。如此逾越规制，非议自多，结果非贬即死，而对一些哭贵妃“苦悲者”，则得“上所幸”，授官爱狎不等。而刘骏本人对殷妃之死，更是“悲不自胜”，“痛惜不已，精神罔罔，颇废政事”，以致“每寝，先于灵床酌奠酒饮之，既而恸哭不能自反”。如此伤毁，又绝非刘彻所能比肩。所以从本事来看，宋孝武拟汉孝武赋，非仅拟“悲”，实泄真“情”。
合观两妃，一为“倡”，一非“伦”，皆“尤物”，且引发两帝之思念，诚非常人所比，赋心拟效，尤多神奇。而合观两赋，虽结构或有不同，如原赋由赋文与乱辞两部分组成，赋文本身较为简略，拟赋仅序语与赋文，且层次较多，然则其书悲主旨，以及“述悲”“忆旧”与“怀思”的创作思维模式，殊为一致。读汉帝之赋，其“连流视而娥扬，既感激而心逐”的忆旧，无非加强赋前部分“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与后部分“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思若流波，怛兮在心”的现实悲境与悼亡情怀。同样，宋帝赋中的“思玉步于凤墀，想金声于鸾阙”的忆旧，也是为了衬托赋前部分“吊新宫之奄映，喭璧台之芜践”与赋后部分“虽哀终其已切，将何慰于尔灵”的述悲之情。而如此今昔对照的书写方式，正可透视二帝对二妃超乎常例的追怀与忆念。这又可通过两赋创作之“情”的背景材料予以佐证。
宋帝对殷贵妃丧事的逾制破“礼”，实缘于“情”，这可于殷妃逝后的两件事略窥其意。据《南史·后妃传》载，殷妃“及薨，帝常思见之，遂为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如此积日，形色不异”。通替棺，就是像抽屉可随时打开的棺材，其“辄引替睹尸”以观其“美”而慰其“情”，有点“变态”，但却引起后人悼亡的追羡，如清人叶廷琯诗云：“更无通替能相见，落叶哀蝉一哭中。”（《读朗玉弟〈湘烟小录〉缀成韵语代写哀思》）此一事。另一事是求巫，即“有巫者能见鬼，说帝言贵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顷，果于帷中见形如平生。帝欲与之言，默然不对；将执手，奄然便歇，帝尤哽咽。于是拟《李夫人赋》以寄意”。尽管史家将求巫与作赋联系并着实，却掩盖不了所载两事均属对汉帝本事的拟效。
据《汉书·外戚传》载汉帝求巫事：“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对照《南史》的记述，如出一辙。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唐代史臣写宋帝故事时移植《汉书》所载，略加改编；一是宋帝不仅拟其“赋”，亦效其“行”。同样是拟效而又有不同的是另一事，即刘骏“为通替棺”便于睹“尸”，《汉书》所载刘彻却是在李夫人病笃时临候（探视），欲见夫人面，“夫人蒙被”以病毁形貌拒见，所谓“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一欲见其面而不得，实因李夫人讳“美”，一则抽棺睹尸，见死如生，实因宋帝之恋“美”，所以爱美之心，二帝相同，而专致之“情”，宋帝弥烈。
回到赋作文本，由于两赋主旨相同，属悼亡题材，作者身份亦同，属帝王悼亡，故原作与拟作的书写方式与情感内涵，也多相同，可视为赋史上一“姊妹”篇。但是，两赋毕竟序属两朝，文风替改，情词变迁，又多不同。胪述其要，略有三点：
首先是体裁不同。汉帝之赋为骚体，宋帝之赋则多骈化，这也是西汉与宋齐抒情赋风格的差异。由于用骚体，刘彻原作一往情深，赋文虽有层次，却难以断割，诚如明人王世贞评“骚”云：“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嘘唏；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艺苑卮言》卷一）缘此，这篇赋读后，觉得多平常心，少富贵意，一唱三叹，扣人心弦。而刘骏拟赋“体”近于“骈”，故重文词雕琢，句属偶对，以致赋文层次较清，因为此体“浸淫至于六朝，绚烂极矣”（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一），受其影响，显然用事多而抒发少。因此，比较二赋，前者以“情”胜，后者以“词”胜。
其次是技法不同。汉帝爱骚，因缘其词，故赋中以拟骚为主，所述“连娟”“芜秽”“修夜”“桂枝”“淫衍”“流视”“娥扬”“接狎”“放逸”“荒忽”等等，是虚写之法，反复致意，曲折言情。相比之下，宋帝赋重词章，多为实写，如赋中之“鸾阙”“承明”“云”“鸿钟”等，皆宫廷生活字眼，而所云“存飞荣于景路，没申藻于服车”“朝有俪于徵准，礼无替于粹图”等，也是殷妃发丧之哀荣的真实写照。由于实写物事，该赋“身份”意识浓厚，多富贵气而失平常心，反不及原作至情感人。
再者是趣味不同。汉帝之赋，从开篇之“美连娟以修嫮兮”到“思若流波，怛兮在心”，自始至終都是抒发情怀，一往直下，不可自扼。而宋帝赋开篇之“巡周灵”“略鸿汉”“吊新宫”云云，以考述明拟效，赋的收束处又多用事典，或谓“申反周乎在今”，或谓“略东门之遥襟”，虽不窒情，却以达生之理增添了“玄言”的尾巴。所以就赋的趣味而言，原作更多情趣，而拟作兼有理趣。
文虽如此，人或有异，汉帝在李夫人之后尚有赵婕妤的宠幸，当然李夫人惟一的儿子昌邑王刘髆得以善终，刘髆子刘贺承袭昌邑王，后被霍光迎奉为帝二十七日，复废为海昏侯。而宋帝在殷妃生前，是“宠倾后宫”，死后又自毁败政，且“爱冠诸子”（与殷妃有五男一女），多有封赏，迨至刘骏驾崩，前废帝刘子业为报“夺嫡之仇”，不仅泼粪孝武帝陵，而且诛杀殷妃所生子女，结局悲惨，令人太息。然值得赞叹的是，两朝孝武皇帝的“悼亡”之赋流传至今，个中的故事与情感，巧合与拟效，宜为彪炳，视作赋史奇葩。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