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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说文解字》释“印”曰：“印，执政所持信也。”传世印文最早的有战国时“上师之印”。在印章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印章只是作为权利的象征和取信的实物，随着社会发展，印章的功能不断增加，而用于藏书是其多种功能中最具文化特色的一种。
藏书印是钤印在图书上的，能够体现藏书所有关系或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古代藏书家多有印，因其制作形式、蕴含内容、价值作用等十分丰富，成为藏书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关于古代藏书印起源，近代学者叶德辉说：“吾尝忆及古人藏书印记，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为不达而已。”（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广陵书社2007年版）味其语，似乎是说私家藏书印始于唐代，而事实上，早在东晋时期，已有人在收藏的名画上加盖印记，唐代学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诸好事家印，有东晋仆射‘周顗’印，古小雌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中的“古小雌字”，指的是用唐以前的古体字所作的白文。现存最早的藏印为敦煌写本《杂阿皮昙心经》上的“永兴郡印”，永兴郡为南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所设，因此此印当为南齐时代之物。到了唐代，私家藏书普遍使用印章，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高祖张嘉贞藏印为“河东张氏”，曾祖张延赏藏印为“乌石侯瑞”。（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诗人皮日休《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诗云：“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可知这方印使用频率非常高。更有寻常人家“偶获图书，便即印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反映出唐代藏书家用印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了。
宋代私家藏书蔚为大观，藏书印使用也超越前代，大多数藏书家习惯在藏书上加盖印章，以取信于人。宋人藏书印在形制和内容上都远超唐人。宣和年间（1122年前后），文士钤章用印于书画藏品风行一时，受此影响，藏书家开始镌刻钤印自己的藏书印，宋室南渡后，此风仍不衰，主要有名号印、室名堂号印、纪事印、鉴赏印、校读印、箴语印、诗文印、纪年印等。明清时期，私家藏书风气更盛，再加上文人刻印的流行，藏书印遂成了藏书家必备的征信之物，每位藏书家几乎都有几方乃至十几方、上百方印，每得好书，把玩欣赏或阅读之余，必钤印书上，成为那时的时尚。
叶德辉在《藏书十得·印记》中说：“藏书必有印记，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晋家明文庄公菉竹堂藏书，每抄有书，钤以历官关防，至今收藏家资以考证。”（叶德辉：《叶德辉书话》，李庆西标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叶德辉所强调的正是藏书印的价值。
古代私家藏书印内容多样，部分印语体现出特定时期的藏书风尚和藏书家的藏书思想，是研究古代历史文献承继传播、藏书事业发展变化以及藏书文学的主要依据之一，亦可资古代篆刻艺术史的研究。晚清苏州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记古代藏书家的藏书印最多，这是因为叶昌炽本人尤好金石学，他先后撰著《语石》和《邠州石室录》等，与金石学关系至密的印章学，自然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此外，今人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体例上最类叶书，于藏书印记载亦多。今略述二书所载藏书印文化内涵。
宋元之际著名书画家赵孟书斋名“松雪斋”，他对书籍非常爱护，谆谆告诫子弟谨为保守，不少藏书流传至今，如所收藏的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一直为明清藏书家所称羡。赵孟藏书最大的特点是喜欢钤盖名氏印和闲章，所用印章成为判断宋元刻本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常用印章有“赵”字方圆二印，还有“松雪斋”“赵孟印”“赵氏子昂”“大雅”“水晶宫道人”“天水郡图书印”等。关于“水晶宫道人”之印的来历，《藏书纪事诗》记载说：“孟以湖州四面皆水，自号水晶宫道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赵孟文敏》引《天禄琳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赵孟是文学和书法大家，传世的史料文献颇多，故其生平比较清晰。但是，在其众多的别号、别署中，“水晶宫道人”或“水精宫道人”，争议颇多。虽一字之差，但是涉及鉴定赵孟书画真伪的问题。许慎《说文解字》说：“晶，精光也。”从文字学来说，“精”与“晶”并非通假字，不过，“水晶”与“水精”倒是可以通用。水晶亦称水玉，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云：“水玉，今水精也。”水玉还是玻璃的别称。《本草纲目·金石部》：“（玻璃）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与水精同名。”赵孟《题苕溪绝句》中有云：“我居溪上尘不到，便当家在青玻璃。”故“水晶宫道人”亦可写作“水精宫道人”，似无疑义。但在书画鉴藏史上，究竟是“水晶宫”？还是“水精宫”？一直喋辩不休，至今犹聚讼未息。曾有学者和鉴定家认为，凡署款或钤印“水晶宫道人”者皆伪。但是，在传世的古代书画中，伪赝之作要远远多于真迹，前人的鉴定结论未必可信。（万君超《水精宫道人漫笔》，《翰墨真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藏书纪事诗》的记载，虽不能给史上这桩笔墨聚讼做出裁断，但至少为后人研究提供一种佐证。
明末清初江苏常熟藏书家黄翼一生性好古铜瓷器及宋元版书，搜访把玩，视如美人好友，乐此不疲。黄氏爱用藏书印，常用的有“黄子习读书记”“印溪黄子习氏藏书记”等。此外，还有一方比较特殊，曰“有明黄翼收藏”，钤在宋本《林和靖诗》卷首，圜朱记。卷尾跋称该书为“戊子夏”收购而来。关于这方藏书印中的文字，叶昌炽解释说：“戊子为顺治五年（1648）。子羽国变后，杜门不出，此跋仅题戊子，而无纪元，图记冠以‘有明’二字，盖犹有故国故君之思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黄翼圣子羽》“昌炽案”）其时虽在清朝，但是身为明遗民，黄翼通过藏印隐含故国之思，因惧怕清初残虐的文字狱，而只好隐晦如此。
藏书印是藏书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因而印文内容对藏书事实多有反映，可以藉此研究藏书家的藏书喜好及情趣。如清代居住在阳湖（今常州）的汉军镶黄旗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主要是金石和图书，自称藏书有数十万卷之多，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其藏书楼名较多，有“石筝馆”“苏斋”“雪蕉馆”“星风堂”等，至清末，因贫困潦倒，相继将藏书出售，叶昌炽曾得零散本数种。杨氏酷爱藏书印，印文主要有“石经厂”“古燕杨氏星风堂鉴藏”“承寿双碑之馆”“宏农杨氏世家”“又云”“继振”等。其中一枚为长方印，文曰：
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杨继振幼云》“昌炽案”）
全印195个字，不啻一篇小品文，堪称巨印。在这篇印文中，杨氏自述藏书因由，并引用了赵孟（文敏）的藏书箴言，敷衍爱书情状，谆谆告诫，用心良苦。
清代秀水（浙江嘉兴）学者、藏书家朱彝尊精于金石文史，游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无不搜剔考证。曾先后收购李延昰、项元汴藏书，又到曹溶、徐乾学等家借抄，所藏益富，自称拥书8万卷。朱氏藏书处曰“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等。所用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七品官耳”“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庄十四日癸酋时”“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南书房镝史记”“南书房旧讲官”“小长芦钓鱼师”“得之有道传之无愧”“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毂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等。其中一方尤为独特——“七品官耳”，关于此印来历，朱氏自述说：“予中年好抄书，通籍以后，见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有小史能识四体书，日课其传写，坐是为院长所弹去官，而私心不悔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鹊华山人诗序》）因为偷抄史馆藏书而丢官，可为藏书一痴，但是朱氏并不后悔，“七品官耳”，一语道破心中重书轻官之意，十分难得。朱氏还撰《书椟铭》称：“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纶善小词，宜兴陈其年见而击节，寻供事翰苑。忌者潜请学士牛钮形之白简，遂罢予官。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老矣，不能遍读也。铭曰：‘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书椟铭》）同样洒脱。
晚清近代藏书家叶德辉有一印曰：“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廔，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贷斋，著书处曰观古堂。”（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七《叶德辉焕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印文交代自家四个藏书室的不同功能：藏书、藏金石、藏古币和藏著述，叶氏果真如此富有？非也，此为叶氏以藏书印表明一心向古，从事学术之心态。历史上，叶德辉学问很大，历仕三朝，骨子里反对维新，反对社会变革，所以对这方印章要辩证看待。
藏书家用印并非一枚，一般都有多枚，众多藏印更能反映出他们丰富的藏书心态。明代常熟藏书家毛晋建汲古阁广收天下图籍，从事刻书和藏书工作，其藏书印众多，大致有如下几类：（一） 钟爱宋元刻本者，如“宋本”“元本”；（二） 表明藏书所有者，如“玈谿”“弦歌草堂”“仲雍故国人家”“汲古主人”“汲古得修绠”“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毛氏藏书”“东吴毛氏图书”“汲古阁世宝”；（三） 告诫子孙精心保存，如“子孙永宝”“子孙世昌”“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等；（四） 提倡阅读，如“开卷一乐”“笔研精良人生一乐”，等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毛晋子晋》引《东湖丛记》）众多藏印有助于对毛晋及其汲古阁藏书研究。
古代藏书印文，多明藏书之艰，要后人妥为保守。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藏书家祁承建藏书楼曰澹生堂，藏书9千多种，10万多卷，这个规模在当时比天一阁藏书还多3万余卷。为了不让藏书流失，祁氏曾与儿辈订立《澹生堂藏书约》，并撰写藏书铭镌刻于印，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祁承尔光》）
无独有偶，清代青浦（今属上海）藏书家王昶，建藏书室曰“蒲褐山房”，富于藏书。其有一藏印说：
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述庵传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王昶德甫》引《东湖丛记》）
告诫子孙不可变卖藏书，用语严厉，甚至用上了诅咒和恐吓。纵然藏书家们苦口婆心，但是，自来藏书不过三世，子孙能够永守者鲜有其人，如祁承死后十几年，即发生明末战乱，澹生堂藏书开始散失，入清，藏书楼不复存在。
清代浙江临海藏书家洪颐煊一生读书、为官，性喜聚书，曾广购岭南旧本至3万余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见，致仕归里后，聚书更多，为防子孙不守，刻多枚藏书印，谆谆告诫，有“子子孙孙永为宝”“子孙宝之”“子孙世守”“鬻及借人为不孝”“子孙保之”（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三《洪颐煊》）等，用心极为良苦。
当然，《藏书纪事诗》在收集各类用印情况时，也不忘批评史上藏书家乱用藏书印的恶习。如明代秀水（浙江嘉兴）藏书家项元汴家资雄厚，收藏大量的法书名画，建有天籁阁储之，其藏书印主要有“世济美堂”“传家永宝”“神游心赏”“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等。但项元汴有个恶习，每得珍贵典籍、书画，必在上面钤满累累的印章，这一习惯众人皆知，而不忍卒睹的是，其印章又多出于俗手所制，手法惡劣，粗俗不堪，时人给以“美人黥面”“佛头着粪”之喻。针对项元汴乱用藏书印一事，叶昌炽给以诗说：“十斛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苋秋风里，一度题诗一怆神。”（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项元汴子京》）语虽尖刻，却是切中肯綮。
藏书印在藏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借助藏书印，研究者可以了解一部书的收藏及流传过程。后人品味前人藏书印，明古人之思，探古人之幽，解古人之情，小中见大，趣味丰饶。而一部古书，因为有了古人的藏书印，给人以返璞归真的历史气息，当然，一部古籍往往也因为钤有古代著名藏书家的印而身价百倍。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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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清奏议》
《皇清奏议》为罗振玉在搜集整理内阁大库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全书68卷，正编64卷、续编4卷，收入了清顺治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和嘉庆元年至十年的中央官员及督抚学政等地方高级官员的奏疏，反映了清初至清中叶政局的变动、政治生态的演变、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次整理以民国二十五年墨缘堂石印本（据罗振玉“内府精写本”影写）为底本，国家图书馆藏《皇清奏议》（不分卷）和清华本《皇清名臣奏议》为主要参校本。
《皇清奏议》（全三册），张小也、苏亦工等点校，繁体竖排，精装32开，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定价32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