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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蓝开祥 【本书体例】
【原文】：
登彼西山兮(1)，采其薇矣(2)。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3)。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4)?吁嗟徂兮(5)，命之衰矣(6)。
【鉴赏】：
这首逸诗产生在周武王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消灭殷纣王，从而建立了西周王朝之时。作者是标榜“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史记·伯夷列传》云：“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遂饿死于首阳山。”
关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之事，除《史记》外，《庄子·让王》、《吕氏春秋·介立》、《列士传》等亦有记述。虽然事件的原委大体相同，但仍可互为补充。据《庄子·让王》说，伯夷、叔齐从遥远的孤竹国来到了岐阳，周武王派叔旦(周公旦)去迎接他们，答应给他们“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使他们转而为西周王朝效力。而他们却表示说：“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喜；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与政为政，乐与治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时自利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扬行以说众，杀伐以要利，要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伯夷、叔齐便“北至于首阳之山”采薇而食，饿死在这里。伯夷、叔齐这段话表述的政治观点，正好与《采薇歌》的中心思想一致。
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义不食周粟”，到底应作何评价呢?这就是探讨这首诗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在旧时代，伯夷、叔齐所标榜的“义不食周粟”的精神，曾博得了不少思想家、政治家们的赞扬。春秋后期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颂扬道：“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又有一次，孔子与子贡谈论伯夷、叔齐的为人。子贡问伯夷、叔齐属于哪类人，孔子说他们是“古之贤人”。子贡又问这两个人有无怨恨，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战国中期的又一儒家大师孟子亦赞扬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忍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下》)。
到了唐朝的韩愈，他更专门写了《伯夷颂》一文，赞扬备至。他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明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又说：“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重新审视前人这些评论，由于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认识水平所限，其不当之处也是很显然的。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暴力，而是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主张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就周武王使用暴力手段推翻殷纣王的统治来说，那是由于人民不堪忍受殷纣王的暴虐统治，他们才奋起反抗的。据《史记》中的《殷本纪》和《周本纪》记载，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好为“长夜之饮”，荒淫至极。“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他醢鬼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不惜用残暴手段残杀忠良。到周武王出动军队在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宣誓要消灭殷纣王时，纣王“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从“百姓怨望”、“纣师皆倒兵以战”等事实可看出周武王使用暴力伐殷，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大得民心，当然是正义的行动。伯夷、叔齐在《采薇歌》中不遗余力地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固然是错的，而韩愈对此大加颂扬，我们也是不能苟同的。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面临全国解放之时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曾指出：“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这首诗产生在《诗经》时代，但它却没有收进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以称它为逸诗。它最早见于《史记·伯夷列传》，而由清人沈德潜编入《古诗源》一书中。由于作者伯夷、叔齐是殷遗民，他们从上层社会流落到了民间，自然会受到民风的影响，因之《采薇歌》亦具有与《诗经·国风》相似的民歌色彩。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采薇歌》作为一首抒情诗，抒发伯夷、叔齐反对“以暴易暴”之志还是真实的，并没有虚假的地方，当然对此我们应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再就是，这首诗看来是可以歌唱的。它的用韵已趋于规范化。全诗可分前后两章，每章四句。在八句诗中，四言三句，五言四句，八言一句，句式长短不齐，属早期的杂言诗。通篇使用了富韵。第一、二章除用了“矣”字脚押韵外，“矣”字前又用了“薇”、“非”、“归”、“衰”四个字押微部韵。读起来，倒也铿锵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