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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概说
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大致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作品，换句话说，是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作品。当时，人们只称之为“诗”，或者“诗三百”，并没有“经”的桂冠。到战国时期，《诗经》逐渐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地位日益显赫。不过，正如《荀子》所说，所谓的《诗经》，只是体现“常道”的书，称之为“经”，也只不过是一种尊称，它的地位并不像汉代那样尊崇。《诗》正式被官方确立为“经”，并取得权威地位，是从汉武帝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以后开始的。汉武帝倡导经学，设置五经博士，精通经书的人，可以作博士，并招收弟子。而那些弟子学会了一部经书，通过了考试，就可以出来做官。由于官方的倡导和利禄的诱惑，许多人皓首穷经，当时学习《诗经》的人非常多。
《诗经》所收诗共三百零五首，所谓诗三百，是举其整数而言。这三百多篇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之中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王风、秦风、陈风、郐风、曹风、豳风等，共一百六十篇。其中，“二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方，即汉水和长江流域。“卫风”在今河南新乡，“王风”“郑风”在今河南中部，“齐风”在今山东东部，“魏风”在今山东境内，“秦风”在今甘肃境内，“豳风”在今陕西境内。“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两种：“大雅”三十一篇，“小雅”在目录上有八十篇，而实际上有诗仅为七十四篇，因为其中有六篇有目无诗，即所谓的“笙诗”。三百零五首这个数字是不包括这六篇“笙诗”的。“雅”在编排上又以十篇为一组，以每组首篇之名为组名，如“鹿鸣之诗”“鸿雁之诗”等。“颂”诗共四十篇，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
《诗经》三百多篇，前后涉及五百多年；产生的地域包括黄河以北到江汉流域的广阔地区；作者名氏多已失传，诗集的编者问题业已模糊不清。所以，关于《诗经》的争论也就异常的繁复。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阅读古典作品，就是与过去的对话，要考虑三种“语境”：一是写作的语境，二是接受的语境，三是批评的语境。具体到《诗经》，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作诗问题，二是编诗问题，三是授诗问题。
先说作诗问题。三百余首诗是谁写的，自然引起后人极大的兴趣。可惜材料的严重匮乏，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找到较为圆满的答案。有的诗篇，似乎可以捕获到作者的蛛丝马迹，但也只能是推测。诚如俞樾《九九消夏录》卷二所言：“《诗》中人名，有于古无征而后人以意说之，若有可信者。如《召南·采苹》篇有齐季女。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以为邑姜。其说云：‘齐如字，太公之先所封国名。太公本齐后，故后仍封于齐。当文王时，太公以女邑姜妻武王。时太公年已老，则邑姜为季女无疑。’并引《左传》‘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季兰尸之’为证。济泽固齐地也，则其说若可信矣。《郑风·山有扶苏》篇子都子充，隐十一年《左传》‘郑大夫公孙阏字子都。’或即其人。明丰坊《鲁诗世学》则云：‘子都，公孙阏字。子充，瑕叔盈字。’考瑕叔盈与公孙阏并见隐十一年，是同时共事之人。《诗》以并言，颇亦有理。而名盈字子充，取充盈之义，合古人名字相应之例，则其说亦若可信矣。”还有人说这些诗全是尹吉甫一人所作，但这种说法很难使人信服。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民间创作。不过，这种普遍为人所认可的看法，同样也存在着许多疑问。因为像“雅”“颂”之类的作品，很难说全是民间创作。这些作品就像后代的郊庙歌词，很可能是在官方主持的正式场合下演唱的，一般来说，这些歌词都是由当时著名的文人来创作的。这可从后来的郊庙歌词中找到许多的例证。当然，不管怎么说，这也只能是以今例古的推测，并没有多少有力的证据。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几乎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这也许并不重要，因为，有足够多的证据说明《诗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在世间流传。《论语》多次说到《诗经》，如“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等等。所以《史记》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墨子·公孟篇》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至于《孟子》《荀子》《战国策》《国语》中引到《诗经》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这就又牵引到另一重要的问题，既然《诗经》不是一人所作，其创作的年代与流传的年代又那么久远，是谁把它收集起来的呢？
汉代许多书里都有记载说，这是“王官采诗”。有的说，古代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每到一国，总要命令其国的太师演奏当地的歌谣，用以考察政治的得失，了解民情。又有的说，夏商周三代和秦时都有使者年年巡行于道，采集民谣。《汉书·食货志》记载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出闻于天子。”所谓“群居者”，是指周代的奴隶。何休《春秋公羊传》云：“男年六十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以上所说都是汉代人的记载。他们离《诗经》的产生年代毕竟已经十分遥远，再说，他们的记载彼此间在采诗的时间和采诗的方式上多有差异，很自然地要引起后人的怀疑。不过，有一点比较确切，不管后人怎样怀疑，汉人在肯定采诗制度这一问题上，都是一致的。这也许有一定的根据。他们距离古代毕竟要比我们近得多了，可能有些古代的传说，甚至有一些书面的记载也未可知。我们硬说他们全无凭据，可能失之武断。朱自清先生对《诗经》的收集有过一段解释比较值得重视。他说：“春秋时期，各国都养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搜集本国乐章，还得搜集别国乐歌。除了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谏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工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
在采诗与编诗问题上，还有所谓“孔子删诗”的说法，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这就是说，《诗经》是孔子所删。他删诗有一个标准，即，“可施于礼义”。孔子是儒家推崇的“至圣先师”，他删诗的目的又是为了礼义教化，所以这个说法本身就很符合后代儒者的口味；何况又出自公认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很多人认为司马迁的记载比较可靠。不过，从唐代以后，已经开始有人怀疑这种说法，到后来怀疑的理由越来越多。比较明显的矛盾之处是：
第一，假如古代真有三千多篇诗，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那么，在先秦的各类古籍中多少还应保存一些所谓的逸诗，但是在实际上，现存的逸诗实在太少。
第二，《史记》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者，《论语》亦载孔子论诗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是今存《诗经》中还保存着不少被孔子深恶痛绝的所谓“郑卫之声”，这有些不可思议。
第三，《史记》载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当时孔子六十九岁，而在此之前，孔子就经常说“诗三百”，说明诗三百早在此前既已编定，不是经孔子删削而成的。
第四，《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师为他演奏十五国风和雅、颂部分诗歌，其次序及存诗的情况和现存诗篇大体相近，而这时孔子才八岁。
类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不过，否定了“孔子删诗”的说法，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诗经》的编排有条不紊，显然是经过一番加工整理。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诗经》虽是搜集既成的作品而成的集子，但它却不是把既成的作品原样地保存下来。它无疑是经过搜集者们整理润色过的。风、雅、颂的年代绵延了五六百年。国风所采的国家有十五国，主要虽是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在这样长的年代里，在这样宽的区域里，而表现在诗里的变异性却很小。形式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韵差不多一律。音韵的一律就在今天都难办到，南北东西各有方言，音韵有时相差甚远。但是《诗经》里却呈现着一个统一性。这正说明《诗经》是经过一道加工”（《奴隶制时代》）。
“王官采诗”与“孔子删诗”是关于《诗经》采集、编辑的两桩著名公案，现在很难找到比较直接的史料来加以考论。从三百篇都是可以演唱这一点来推测，还是以太师和乐工们的搜集和整理最有可能。因为采来的诗歌如果都还保留着各地的方言，那就很难演唱。因此，乐工们得进行一番加工整理，把他们的形式大致统一起来，字句和音韵能够和谐，以便于演唱。上述这些问题，金开诚先生《诗经概论》有过较详细的论述。本文所论，只能截取一二，举例而已。
除了作诗、采诗、编诗之外，还有所谓的授诗之义。
前面说过，汉代设立五经博士，《诗经》即是其中之一。西汉时期，齐人辕固生授齐诗，鲁人申培公授鲁诗，燕人韩婴授韩诗，并都立于学官。东汉赵人毛苌授毛诗，后来逐渐取代其他三家，而成为《诗经》的正宗，流传了两千多年。近来在安徽阜阳发现了大量的《诗经》汉简，反映了《诗经》在西汉初年的流传情况。从这些残简来看，尽管四家诗的名义不同，但就总体面貌而言，文本上似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主要表现在“授诗之义”。毛诗大序与各篇小序都特别强调《诗经》的政治风化作用，很多地方明显是牵强附会，初读起来使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一般说来，研究一部文学作品，当首先注意其写作背景、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果。但是如果仅仅用这种观点去研读《诗经》，却颇感困难。因为在汉人心目中，《诗经》的政治风化作用无疑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被目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的经典而受到顶礼膜拜，尊崇至极。一部古老的诗集被看做政治教科书，表面上看来，《诗经》的政治地位是空前提高了，这是其他文学结集无法企及的殊荣。然而，物极则反。当我们仔细咀嚼之后，深感一切并非尽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么来阅读《诗经》。各家授诗之义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毛诗的传授，中心议题是所谓的“六义”说。这是毛诗的尚方宝剑。据此就可以将《诗经》中几乎所有的作品全都政治化和伦理化。
就现存材料来看，“六义”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惜其语焉不详，未能进一步阐释发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六义”原来应该叫“六诗”，“六义”是后来出现的称呼。秦汉以前，除《周礼》外，《论语》《孟子》《荀子》《乐记》《左传》等书亦多次论及“六义”内容，但也未多加解说。然而，随着汉代儒学的兴起，“六诗”之说开始引起了时人的兴趣，纷纷为之传注引申。汉代较早给《周礼》“六诗”作注的有郑众等人，而把“六诗”之说直接引进文学领域，以之分析具体作品，无疑便是《汉书》提到的“毛公之学”。东汉一代经学大师郑玄，既注释了《周礼》，又笺识了《诗经》，他对于“六诗”内容的阐释，可以看作是对毛公之学的发挥和引申。他说：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者，见今之美，嫌于谄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
颂之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郑玄的这个理解代表了汉代学者对于“六诗”的一般看法。他笺识《毛诗故训传》，对其中“六诗”内容的解释，也贯穿了这一思想。传授毛诗，郑玄是一个关键人物。
毛公传说《诗经》，并未逐一对“六诗”加以诠释说明，只是在一些诗篇下标出“兴”字而已。因此刘勰说：“诗文宏奥，包蕴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文心雕龙·比兴》）。看来，“毛公之学”是想以“兴”来指代《周礼》中“六诗”之说吧？据钱钟书先生统计：“毛郑诠为兴者，凡百十有六篇，实多赋与比”（《管锥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公所标识的这类“兴”诗多出自十五国风。
毛公虽未深说，但是郑玄善于寻绎文意，往往从这类大多为民间文人创作的作品中敷衍出政治教化意义，使之与当时社会现实发生关系，把毛公的真义揭示出来。
《关雎》本来是写男女的恋情，但毛传标出“兴”字，以为这仅是开头语意，其真实意义有待解说出来。于是小序和郑注就承担了这个任务。一首恋情被引申到政治上的含义：“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
《卷耳》本来是写情人相思之情，但毛传以为是“忧者之兴”，它含有政治内容，是后妃担心君王不能求贤审官，以至朝夕忧勤。
《桃夭》本来是写女子出嫁的欢乐场面，毛传却认为这是歌颂天下和平、人心欢乐。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凡这类情诗毛传郑笺都无一例外地认为与当时政治有关。诗中所写的仅仅是字面意义，而真实含意要由他们解说或发挥，目的在于“见今之美”“见今之失”而给予必要的“美刺”，树立楷模，匡正天下。实在说，他们并不是在探讨作诗者之本义，而是把“六诗”当做授诗之义，是说诗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为政治服务。
在为政治服务这一出发点上，毛郑对于“六诗”的解说是与先秦诗说相一致的。但我们注意到有一点很不同：毛郑说诗，尤重在“风”诗的引申发挥，而先秦说诗者则多取材于《雅》《颂》，鲜及风诗。如《国语》论及诗最多的是大雅，计十二条九篇，小雅十一条十篇，颂六条六篇，风四条四篇；特别是大小雅，遍查先秦古籍，无一例外都占第一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凡是涉及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或严肃的事，他们往往引用“雅”“颂”以明理。这些作品多是王官贵人或文人的创作，很多已直接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生活和历史，如《公刘》《绵》等几大史诗，就充满着对先王盛德的赞美。说诗者引用这类诗说明一些政治上的问题，不会有歧义，容易起到“正得失”的社会作用。但“风”诗则不然，远离政治，如何起到风化作用呢？只有断章取义。譬如，孔子深恶郑卫之声，目为亡国之音，“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因此要“放郑声”。但他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孔子自有他解决矛盾的办法。《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描写一位美人高雅出群，容貌闲雅之意，但孔子却曲解成为“绘事后素”。孔子的弟子子夏更是变本加厉，问孔子：“礼后乎？”孔子甚为欣赏，以为“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就这样，一首情诗经过巧妙的偷梁换柱而给曲解了。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相信。孟子就反对过这种方法，提倡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我这样想：笺识《诗经》的毛公一定也感到了这个矛盾。不过，考虑到要抬高《毛诗》的价值，以期引起时人的重视，最好的办法就是继承先秦的说诗主张，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说诗之作用能“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如果这种观点脱离了《诗经》的具体作品便毫无意义。因此，毛公巧妙地借用了《周礼》中的“六诗”之说，用“比兴”说去解释情诗，便顺理成章地把它和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了。至少，郑玄是这样理解的。他从来没有把“六诗”看做是作诗的手段，而仅仅是说诗者一种比喻性说法。有时，郑玄索性用“喻”等字眼代替“兴”，就很能说明问题。孔颖达《毛诗正义》云：“兴喻名异而实同。”“或兴喻并不言，直云犹，亦若者。虽大局有准而应机无定。郑云喻者，喻犹晓也。取事比方以晓人，故谓之为喻也。”这是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如果这个分析大致不谬的话，那么，重新来审视一下《诗经》的编排，就比较有意思了。《诗经》是按照“风”“雅”“颂”来分类的。根据多数学者的看法，所谓“风”，是指风调，十五国风就是各国的民谣风调。“雅”是雅正的意思，大约都是用当时官话来演唱的诗歌。“颂”是颂扬的意思，用于宗庙祭祀活动。它与所谓的“赋”“比”“兴”有什么关系呢？唐代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就是说，“风雅颂”为诗的分类，而“赋比兴”为表现方法。这恐怕是后人的看法，与先秦以来对于“六诗”的理解颇有分歧。《荀子·效儒篇》《乐记》等都记载了风雅颂这个名字，似乎体现了编诗者的编诗之义。早期的编诗者们把古诗大致分为三个方面，而用“风雅颂”三个比喻性的名称冠之。风，即《论语》所说的“君子之德风”。郑玄释为“贤圣治道之遗化”。《毛诗序》十七处言风，或风教之风，或讽刺之风，或风俗之风，无一处是言所谓诗体之风。《文心雕龙》云：“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也是风赋比兴并称，无异体异辞之分。李善《文选·毛诗序》注：“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耶。”雅，正也。《毛诗序》云：“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郑玄云：“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毛郑以为这类诗“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读了它便可以“明乎得失之迹”，故曰正也。颂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玄注“诵今之德，广以美之。”言下之意，这类作品主要是歌舞祭祀的乐诗，以歌功颂德为主，故用一“颂”字冠之。由上述可知，毛传郑笺都是把风雅颂当作一种说诗的手段，而且，都是从当时的现实政治出发，把原来的编诗之义引申发挥，变成他们的授诗之义。至于“赋比兴”则纯粹体现了说诗者的授诗之义，而不是作诗者的作诗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