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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2]；戋戋焉以文为事[3]，则质衰而文必敝矣。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4]，存一王之法[5]，故纪事之文传。荀卿、董傅守孤学以待来来者[6]，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则存乎其质耳矣。魏、晋以降，若陶潜、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诗人自处者也，故诗莫盛焉。韩愈、欧阳修，不欲以文士自处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后，为诗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为，而虑其不似，则欲不自局于蹇浅也能乎哉？
时文之于文，尤术之浅者也，而其盛行于世者如唐顺之、归有光、金声[7]，窥其志，亦不欲以时文自名。吾友杨君千木，才足以立事，义足以砥俗，听其言，观其貌，不知其为文士也。及出其所为时文，则穷理尽事，光明磊落，辉然而出于众，盖其心与质之奇，不能自秘者如此。既为论定，因发其所以，使学者知所务焉。
注释：
[1]杨千木：杨三炯字千木，浙江省诸暨县人，方苞好友。[2]称：相称，相副。质：作者的气性品质。[3]戋戋（jiān煎）：浅薄。[4]通古今之变：司马迁自谓其著《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5]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的话：“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一王”意为一代王朝，指周王朝。[6]董傅：董仲舒，西汉儒家大师，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人，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因其曾为江都相和胶西相，相有辅佐之责，故后世称“董傅”。孤学：指儒学。《汉书董仲舒传赞》：“仲舒遭汉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今后学者有所统一。”[7]唐顺之：字应德，江苏省武进县人，人称荆川先生，明代散文家，著有《荆川先生文集》。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明末抗清义军首领。祟帧进士，官庶吉士，后辞职归。南京失陷，他与江天一起兵抗清，隆武帝任为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清军破绩溪，他与江天一被浮，在南京被杀。
此文主要论“言有物”，认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文学作品首先是作者思想品格的表现，心胸所蓄，不吐不快，发而为诗为文；不是为当诗人而写诗，为成文家而作文，于是“诗莫盛”，“文莫盛”。心中无物，为了成诗人文家之名而写诗作文，只能在形式上抄袭模仿，是不会有出息的。这样的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