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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兵法散文·清代兵法·卫公兵法》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上卷
将务兵谋
凡战之道，以地形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迟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
《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
夫决胜之策者，在乎察将之材能，审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后战，守地而不失，是谓必胜之道也。
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出兵而决于胜负矣。
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
若兵无先备则不应卒，不应卒则失于机，失于机则后于事，后于事则不制胜而军覆矣。
审听之道，诈亦受之，实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诈而似实亦受之，其实而似诈亦受之。但当明听其实，参会众情，徐思其验，锻炼而用。
统戎行师，攻城野战，当须料敌，然后纵兵。夫为将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亦何虑功不逮，斗不胜哉?
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击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故良将之战，必整其三军，砺其锋甲，设其奇伏，量其形势。远则力疲而不及，近则敌知而不应。若不通此机，乃智不及于鸟兽，亦何能取胜于勍寇乎?仍须怒士厉众，使之奋勇，故能无强阵于前，无坚城于外，以弱胜强，必因势也。
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
用兵上神，战贵其速。
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故将多谋，戎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耶?答曰： 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
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
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
吏士虽破敌，滥行杀戮，发冢墓，焚庐室，践稼穑，伐树木者，皆斩之。
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
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
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
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
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去敌焉。
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
凡将先有结爱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
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也。
中卷
部伍营阵
诸贼徒恃险固，阻山布阵，不及横列，兵士分离，宜为竖阵。其阵法：弩手、弓手与战锋相间引前，两驻队两边相翊。布列既定……闻鼓声发，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叫齐入。
诸军马被贼围绕，抽拔须设方针：一时齐拔，贼即逐背挥戈，因此必败。其兵共贼相持，事须抽拔者，即须隔一队抽一队，所抽之队去旧队百步以下，遂便立队，令持戈、枪、刀、棒并弓弩等，张施待贼。张施了，即抽前队，如贼来逼，所张弓弩等人即放箭奋击。如贼止不来，其所抽队便过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队，张弓弩等待贼，既张施讫，准前抽前队，隔次立阵，即免被贼奔蹙。
下卷
攻守战具
垒高土厚，城坚沟深，粮实众多，地形阻险，所谓无守而无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城之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众多;粮寡而柴水不供，垒薄而攻具不足; 土疏地下，灌溉可泛; 邑阙人疲，修缉未就。凡若此类，速徙之。
[鉴赏]
《卫公兵法》，清代学者汪宗沂根据《通典》、《孙子注》等书整理的卫公军事言论集。卫公，即唐初名将、被列入唐朝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李靖。因功高封为“卫国公”，所以人称李卫公。李靖(公元571年-公元649年)，字药师，京兆三原(今属陕西)人。精通兵法，曾在唐高祖李渊时任行军总管、副帅。在唐太宗李世民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左仆射等职，先后率军征服东突厥、吐谷浑等，战功卓著。辞官后，太宗仍经常征询他对军国大事的意见，并与之谈论兵法。记述唐太宗与李靖谈兵的著作《李卫公问对》(亦称《唐李问对》)，被定作“武经七书”之一，成为兵家必读之书，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新(旧)唐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均已失传，但《通典》的引文中保存了部分内容。宋神宗在熙宁年间，曾诏示枢密院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均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皎、王白、郭逢源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四朝国史·兵志》)。但此后未见其成书，直至清朝学者汪宗沂，才根据《通典》引文并参照杜牧《孙子注》引文等，辑成《卫公兵法辑本》(亦称《卫公兵法》)，分为上、中、下3卷，卷名分别是“将务兵谋”、“部伍营阵”和“攻守战具”。该书虽然属于“语录”体式的断简残篇，但仍可从中窥知《李靖兵法》的概貌。
一、李靖用兵作战的特点
李靖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统军作战每获全胜，屡建奇勋。唐高祖李渊称赞他“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旧唐书·李靖传》)。李靖用兵的特点是“临机果，料敌明”，灵活机动，善于捕捉战机，然后奇兵突袭，以少胜多。
公元621年秋，李靖奉命协助李孝恭筹划消灭萧铣这个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他根据当时江水泛涨，敌军放松戒备的实际情况，在认真分析、准确判断敌情之后，极力主张乘敌不备，急速行军进行奇袭。结果，一举攻拔宜都(今湖北宜昌西北)、夷陵(今宜昌)等地，斩敌万余，直逼江陵城下。这时，主将李孝恭无视情况的变化，拒绝采纳他的正确意见，而强行攻城招致失败。李靖又能临机应变，及时改变战术，奇袭骄敌，转败为胜。此战杀、俘敌军20余万，费时不过2月，即翦灭萧铣。
李靖善于捕捉战机，采用奇兵突袭，敢于以少胜多。公元630年，他奉命统六总管兵击东突厥时，敢以劣势的唐军摆出优势的态势，大胆攻敌。他抓住时逢严重雪灾、敌军人心不稳之机，连夜发动首次奇袭;第二次，他又抓住颉利可汗因唐太宗下诏接受投降而放松戒备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终于平定了为患多年的东突厥颉利可汗部。之后，另一个游牧于柴达木盆地及黄河上游、祁连山等山谷的吐谷浑部，日渐强大，构成对于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之地河西走廓一带的严重威胁。公元635年，已告老还乡的65岁高龄的李靖，主动请缨，受命统军西征吐谷浑。他分兵合击，昼夜兼程，长途追击数千里，在“春草未生，马已羸瘦”时，深入敌境乘其不备而袭之，取得全歼吐谷浑的胜利。
二、李靖在军事理论上的成就
《通典》原注说：“卫公兵法，悉出《孙子》。”李靖熟谙孙吴，精通兵法，其舅韩擒虎号为名将，每与靖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然李靖不止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加以灵活运用，取得了惊人的战果，而且有新的发挥，在军事理论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1.在理论上首先提出“战略持久”的问题。历来兵家都主张“兵贵神速”，用兵崇尚诡秘莫测，打仗贵于速战速决，李靖亦无例外。他说：“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用兵上神，战贵其速”。不过，他又认为：“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欲辑，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锐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安可犯之哉!”用兵的一般规律，虽然强调以迅速的行动打敌措手不及。可是，如果敌人的将帅诡计多端，其军队内部团结一致，执行命令能够令行禁止，武器装备精良，士气锋锐而严整，力量雄厚而强大，对于这样的敌人，怎么能立即向它进攻呢?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敌人，就应当隐迹消声，养精蓄锐，以待敌人疲困，避开敌人的锋芒，与它进行持久作战，不可速战速决。这种“持久”作战的方针，虽然在战争实践中，前人曾经多次使用并且获得成功，例如，战国时期，长平之战的初期，赵将廉颇抵御秦军;三国时期，司马懿抗击诸葛亮等都是。但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载于兵书，可以说当自李靖始。至少也可说，这是对《孙子》“少则能逃之”的发展。
2.在战术上有不少新的创见。在《卫公兵法》中卷《部伍营阵》中，有不少新的创见，其中特别是“七军六花阵”，各军阵形以及各队阵形，在军以下的战斗队形，基本上采用楔形队形，即《孙膑·十阵》中的“锥形之阵”。锥形之阵是一种进攻的队形，便于突破、分割敌人阵势。在此之前，进攻一般是采用方阵。李靖把“锥形之阵”用作经常的战斗队形，这可说是个创举。同时，也说明他在战斗中，勇于对敌进行突破与分割。
《卫公兵法》首创纵队战术的理论：“诸贼徒恃险固，阻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离，宜为竖阵。其阵法：弩手、弓手与战锋相间引前，即按一队弩手、一队弓手、一队战锋，然后又是一队弩手、一队弓手、一队战锋的顺序依次行进，两驻队两边相翊，即掩护侧翼。布列既定，……闻鼓声发，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叫齐人……”。这种特殊的众兵作战形式，比较容易指挥，能更好地为指挥官所掌握，并且能更迅速地运动，它比横队易于保持秩序，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使用各部分兵力。
《卫公兵法》还创立了逐次抵抗、交相掩护的撤退方法：“诸军马被贼围绕，抽拔须设方针：一时齐拔，贼即逐背挥戈，因此必败。其兵共贼相持(即与敌接触的部队)，事须抽拔者，即须隔一队抽一队，所抽之队去旧队百步以下，遂便立队，令持戈、枪、刀、棒并弓弩等，张施待贼。张施了，即抽前队(撤出前面的部队)，如贼来逼，所张弓弩等人即放箭奋击。如其贼止不来，其所抽队便过(通过掩护阵地)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队(照前述方法摆开阵势)，张施弓弩等待贼，既张施讫，准前抽前队，隔次立阵，即免被贼奔蹙。”这种逐次抵抗、交相掩护撤退方法，至今仍在采用。李靖在一千多年前就创立了这种战法，确实难能可贵。
此外，书中的“行军统行法”、“方阵行列”与行军警戒、驻军警戒等均极严密，足为后世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