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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标《王安石论》原文及翻译方孝标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清·方孝标《王安石论》，有删节）
译文：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
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
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虚心和气处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
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
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都远离退后，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小人于是趁着他孤立无援的机会就暗地里被任用了，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吗？程子说：“新法的实行，有我们这些人刺激的原因。”这话确实是说得很中肯。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我认为：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来虽然有搞乱天下的行事，可是确实不是出于搞乱天下的本心。诸位君子只是因为他占据权位的时间长，还得到皇上的专一信任，又加上他本人意态风度超凡，议论风发奇特，即使竭尽天下的所有才智来攻击他也不能摧毁他，来与他辩论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积起攻击他和批驳他的那些义愤，出于正人君子，就成为元祐年（对新法的）批评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积起不能被摧毁和被屈服的气力出于邪恶小人，就成为绍圣年（对旧党的）报复：宋朝作为一个朝代就支持不下去了。呜呼，这难道是一个人的罪过吗？
我曾经看到范增辅佐项羽，因为不被信用而愤恨死去，我认为范增的问题在于（史书上记载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专门喜欢奇特的诡计。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却不学无术，被后人讥讽。奇计与权术，都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对计谋来说）别人认为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这样的计谋才是好的计谋。如果每个计谋都追求出奇，怎么能有成功呢？至于说到成熟的治国之道，只在于没有欺骗，偶尔出于权术。（即使如此）权术也是出自于真才实学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学识，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权术。王安石虽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可是确实有追求奇功的想法，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没有治国之术了。虽然如此，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类的历史人物，像章惇、蔡京，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怎么会是王安石的同类呢？
我不忍心看着凭王安石的贤才而被人们如此诬蔑，所以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