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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三“执”蒋寅
“失语”与转换
“失语症”如今正像电脑病毒一样，传染于研究古代文论或比较文学的学者口中，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笔下，堪称首屈一“执”。但失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各人的理解很不一样。医学上所说的“失语症”，是指位于左大脑第三额回的语言发动神经中枢受损而导致的语言机能的丧失。而时下所谓“失语症”，则意味着话语能力的丧失。曹顺庆说：“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勾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具体到文学理论，孙津说：“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类似的深刻反思之语难以缕举。我一方面试图体会他们的切肤之痛，同时却又觉得有点滑稽。时下的确有许多滑稽的说法风行于世，而人们浑然不觉。最滑稽的莫过于那本很可笑的《中国也可以说不》。请问：中国什么时候说过“是”了？中国不一直就在说“不”嘛！我们又什么时候借来西方一整套话语了？我们有燕卜逊式的本文解读么？有加斯东·巴什拉式的语言分析么？有斯蒂芬·欧文那样的诗史研究么？有弗朗索瓦·朱利安那样的修辞研究么？那些林林总总的鉴赏词典，翻来覆去，不就是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炼句炼字么？再看看文学理论和评论，不就是反讽啦、解构啦、话语啦、叙事啦几个词儿出没其间吗？我们什么时候学到西方式的批评了？连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还是教条化了的。总以为学了点英文，看过几本翻译的文学概论，就成了美式装备的白虎团。可笑的幻觉。更何况，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说，而在于说什么。刘若愚用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写《中国文学理论》，谁又说它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呢？
如果说当今通行的文学理论框架是西方的，因而没有自己的认识基点，那么“失语”也不始于今日，起码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文学概论之一、刘永济先生的《文学论》，就是用西方文论的框架填入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构成的。这种构成是为了适应文学发展的现状。我一向认为，中国自古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当然也就没有所谓“文学理论”（其实Literature一词固定为“文学”的内涵也晚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如果按传统文学观念构造文学概论，那么就只能是程千帆先生《文论十笺》式的结果（这似乎是文学理论本土化运动的先声，还没为学界注意）。但这样的理论体系显然不合乎当今的文学实况。按我的理解，文学理论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带有很强的工具性质。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对既有文学现象的抽像说明，为文学诠释和文学批评提供一套工具理论。文学不断发展，理论随之更新。所以，我理解的文学理论是相当技术的学问，它具有某种一般性。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中孕育出的文学理论，固然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上具有不同的特色，但这种特色植根于不同的文学经验，比较诗学和比较文学所有的对话都只是文学经验的对话和交流。明乎此，我们就不难察觉，“失语”尤其说中国文论失语，是个多么成问题的问题了。
“失语症”患者每每痛感“中国当代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流派林立的世界文艺理论舞台上，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声音”，从而在交流和对话中也没有我们自己的话语。但他们从未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交流场合和怎样的对话方式（这也是“失语症”最让人着急的地方），我很难感知其失语的具体症状。不过，我想只要我们中国文学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就必然有自己的文论话语。因为任何民族的文学理论都是在表述自己的文学经验。——在黑格尔的时代，他可以用一句无知的大话把中国艺术抹杀。到今天，一个学者如果希望他的学说覆盖较广泛的文学经验，而宣称他的文学理论具有一般意义，就必须包括东方，否则就只能谦虚地加以说明，他不懂中文、日文或印度文，无法包容这部分内容。事实上，中国文论并非如“失语症”患者所说的那么绝望，我们还不至于忘记戏剧表演中的“梅兰芳体系”吧？有这样的艺术经验，当然就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果反顾文学理论，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那么是不是该首先叩问，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文学经验呢？
依我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所谓“失语”，实质上并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而是根本没有言说的对象。我赞同吴兴明和孟繁华的看法，“失语”决不是知识论或信息交流意义上的无话可说，而是语言操作者的话语指涉对生存真相和命运重心的偏离；我们不是丧失了学术表达的话语能力，而是丧失了对自己生存方式和价值的自我解释能力，说白了就是对生存本身的无可言说。借用朱自清一句老话：“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论无话可说》）一种文学理论的产生不外是对一种文学观念的阐释，对一种文学实践的反思。当文学在现实中因不拥有话语权力，不能直面一种生存状态和它最深刻的本质时，它就不能构成一种真实的同时也是独特的文学形态，加上感觉方式和书写风格的盲目模仿（如寻根意识和魔幻现实主义），真正的文学经验始终若有若无，相应的文学理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回顾本世纪的文学创作，应会对此释然，更不要懊丧何以经过百年辛勤耕耘，我们的文学理论还无所建树。所谓百年耕耘，真正在地头上不满三十年，还有十年是抢种抢收。人家真正耕耘不辍地忙了一百年，那么多名牌大学、那么多杰出学者的摸索、竞争、淘汰，才建构起那么有数的几家理论和一套范畴、术语。我们刚读了没几天书，操练了没几下，就立马想攒弄出一套可以和西方并驾齐驱的理论体系，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怕非得比洋人聪明百倍才行吧？由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国文学理论学者在学术态度上的浅薄、狂躁和轻浮。
如果让我直说的话，中国文论的“失语”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失语的不是中国文论，而只是一部分中国文论学者，更多的也许是比较诗学学者。本来，不管多少，我们好歹还是有自己的文学的，近二十年的创作也有可观的成绩，有文可稽的三千年文学史更是开掘不尽的宝藏。下功夫研究，完全可以发掘出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经验内容，加以理论总结。然而研究文学理论的人们似乎并不关心当代文学批评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文学理论里使用的文学材料经常是马克思用过的，比较诗学所用的中方资料也不外批评史加《中国历代文论选》。这怎么能产生当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学说（姑不言体系）呢？这一点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在1985年和我们论学时就预示了忧虑。西方文学理论是基于西方文学经验产生的，不精通西方文学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和超越西方文学理论。而精通西方文学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西方语言和文化修养，也需要良好的母语文化的修养，因为我们的前理解结构总是母语赋予的。这一点西方汉学家比我们清楚得多，法国汉学家桀溺就说过：“一个人想要认真研究中国文学，首先必须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十分良好的修养。”没有母语文化的基础，不能真正深入人类的文学经验，就永远不会获得对文学的真正理解，也就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学理论，只能成为别人的应声虫，拾人牙慧。这么说来，回到民族文学经验就不只是以守为攻的策略，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其实，只要认真清理一下我们自己的理论资源，就会发现，民族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有丰富的内容等待我们去发掘。比如古代文论的“诗无达诂”、“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便与新批评派理论有相通之处，一经张隆溪阐释，焕然一新。这样的例子是难以悉举的。清初毛奇龄《西河诗话》论元、白诗说：“盖其时丁开、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侻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这里的“怯于旧法”应该就是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吧？古代文论中“生”“熟”的概念也指向这一问题。只要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无论古代、当代文学，都有许多文学经验和理论命题可以和西方文论对话，沟通，互补。而我们的学者竟然普遍感觉“失语”，而且楚歌四起，吠影吠声，实在教人难以理解！最近，曹顺庆、李思屈又提出回归母语，作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策略，用心不可谓不善，但“母语”一词终给人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感觉，我看更深切着明的提法也许是“立足于中国文学经验”（微别于张少康先生提出的“立足于中国古代文论”）。在这一点上，王钟陵有段话说得比较到位：“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独特的文学艺术传统的伟大民族，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的建构，应来自对于民族文学史的现象的概括。概论一类的理论设置，必须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学创作实际中抽象出来。没有文学史的重构，没有对于数千年文学发展情状、特点和规律的真切而深入的探究，文学理论的民族化自必是冰上筑屋了。”
不过仅此仍不足以保证我们可以平等地和西方理论对话。这里有个常识性的老问题，还需要澄清一下。我们常说的西方文论，实际上是指现代西方文论，它早已不是单纯的西方思想，而是多地域多种族文学经验的融汇，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思想的菁华（海德格尔对老子思想的吸收，是我们熟知的），所以我更愿意用历史的而不是地域的方式来谈论它。对一种理论学说，我们可以说它是六十年代的或是八十年代的，以便在历史语境中给予定位；而毋须强调它是法国的或加拿大的，以此来比较民族贡献。在信息时代，地域的定语已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请问：赛义德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他活动在西方，但代表着东方的立场，而西方学者又都在运用他的理论。知识积累的差异，无形中给中国学者带来不同程度的自卑和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不必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中国文学理论再怎么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能否为世界提供一些理论命题，取决于文学经验的资源和理论家的开掘能力。谁都知道，中国学者知识的贫乏是世界上有名的。如果我们有韦勒克那么博学的学者，大概就不会“失语”了，有刘若愚大概也一样。当然，这个词在钱钟书看来也一定是很可笑的。
还是把话题转回到思维工具和阐释工具，也就是“失语症”者同时倡言的“转换”上来。其实，所谓“转换”，同样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含糊概念，不知道是指扬弃，指阐释，还是指改造？陈伯海先生将转换理解为通过比较研究和分解诠释，使潜藏在传统里的隐性因子转化为显性因子，这我很同意。但他发挥开来，说转换也是发展、改造、翻新，发展并不只限于在既定的框架里扩充和延伸，改造和翻新也不同于另起炉灶，关键是“如何在‘似与不似之间’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就让人觉得像是给古罗马斗技场盖上屋顶，配上沙发，加装全套音响设备，让雅尼乐队演奏现代音乐。他怕古代文论成为僵死的古董，因而希望加以发展、丰富，同时其“固有的材质、性能自还有留存的余地”，最终转换成一个推陈出新的民族文论体系。我觉得，古代文论就是古董，但古董决不是僵死的，古董天生就有古董的价值。众所周知，伴随近代语文转型而来的中国新文学是完全脱离古代文论立足的创作经验的，其艺术表现的丰富和细腻更是古代文论所难以包容和解释，指望以古典文论为基础建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看来不太实际。然而古典文学毕竟是华夏文学经验的基础，传统审美趣味历史地积淀于现代人的意识深处，表现在今天的文学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现代文学理论就不能离开古代文论的参与；更何况，总体文学理论的建立也有赖于各民族文论资源的开发和吸取，而古代文论正是民族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古代文论作为古董的价值。但这只是在抽像意义上说的，其具体内容还需要发掘。为使古代文论能顺利地进入当代理论视野，需要在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之间建立起交流和对话的关系，以便古典文论的资源能最大程度地向世界敞开。所谓转换，正是实现这一期望的重要环节。
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阐释。接受的前提是理解，而理解离不开阐释。所谓转换，依我看实质就是阐释。古典文论只有经过阐释，才能与当代文论的话语方式沟通，才能为今人理解和接受。这是不难理解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阐释，以什么为参照系。眼下许多学者对用西方文论术语来阐释古典文论表示不满，这在我看来完全是出于民族情绪，而不是理性。近代张之洞有桩轶事与此类似：相传张之洞最讨厌人用日本名词，幕僚草拟文稿有“健康”一词，张批曰：“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其人反唇相讥，复批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这个笑话可用来说明西方文论对古典文论阐释的工具意义。正如估量一堆古代金币的价值，首先要用当代量具称定其重量，然后才能以市场价格加工艺指数来计算一样，古典文论的诠释和价值估量也只能借用当代的范畴和术语，不外是现行的一套文学理论术语和心理学术语。这些范畴和术语虽出于西人创造，但它们一旦为世人接收，就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成为人类共通的语码。几年前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古代文论要走向世界，与西方文论对话，首先需经现代文论诠释，就像人民币要兑换成硬通货才能作国际贸易一样。当时有人问什么是硬通货，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美元。这当然是个比喻的说法。一个话语系统要和别人对话、沟通，就必须借助于共通的语码。尽管你可以对这种语码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质疑，甚至颠覆，但决不能拒绝不用（想想出国为什么非得说英语罢）。况且，若从历史而不是地域的角度来看待现代西方文论的话，那么它与中国古典文论就不只是两个对峙的系统，而更是人体和猴体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懂得人体的解剖才能懂得猴体的解剖。试想，如果没有现代艺术心理学的知识和概念，我们怎么说明“神思”，难道就说是“神与物游”？意境呢，就说“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那么“艺术境界”又是什么？以老解老，以庄解庄，只能阐明老庄如何言说，要究明老庄之所言说，则必须以现代哲学为参照。正如前文所说，现代西方文论不光是西方的文论，主要是现代的文论。古典文论的研究水平所以提不高，就与学者的素质低下有关。像本文开头所引的说法，在我看来纯属后殖民主义理论煽起的民族情绪，决非学者应有的理性态度。
现在我们可以给“失语症”开张处方了：
病状：失语症，一种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通常由心理障碍引起，属功能性意识、思维能力衰退，由此诱发话语能力失常的幻觉，久之导致器质性病变，完全丧失话语交往能力。此症多发作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场合，经常伴有严重的文化自卑感与精神焦虑。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界为其高发病率区。
病因：先天知识不足，后天学术训练不够，体质虚弱，抵抗力差，易被流行思潮感染。又，脱离文学研究活动，缺乏艺术感受力与文学批评经验，于文学本身殊无知解，故随波逐流，略无定见。
处方：平心静气丸一付，虚怀若谷丹一付，扶正袪邪散一剂，强心壮骨膏一帖。配以古今并举，中西双修之操，多看作品，多作研究，留意创作，留意批评。
禁忌：勿滥写书。勿轻率比较。勿肆意作宏观大论。
近来，文学研究者们整合（合字亦可省略）出不少的学，诸如文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文学人类学等等，不一而足。本文是文学医学的一个初步尝试，要诊断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文学研究的一种病态：为什么一个十分无聊的虚假命题会被炒得沸沸扬扬，就像邮市上谁也不要的“臭票”竟被炒得价格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