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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界道门的荣幸与尴尬──《西游记》道教思想论略
曹炳建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场全盘否定清人《西游记》研究成果的飓风横扫学术界。胡适不无愤激地宣告：“《西游记》是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清人的种种说法，“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1].鲁迅亦认为，清人的“劝学”、“谈禅”、“讲道”诸说，都是“三教之徒”“随意附会而已”[2].这些学界大亨们凭藉学贯中西的敏锐眼光，其结论自足以振聋发聩。但由于时代不允许他们去进行书斋式的深入探讨，故也不免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西游记》研究的“讲道说”再次被提起，其中某些内容似乎又不无道理。现实告诉我们，有必要对《西游记》中有关道教文化进行一番爬罗剔抉的功夫。故撰此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
几乎是伴随着原着的产生，《西游记》中的道教文化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存《西游记》最早的刊本世德堂本，有陈元之所作《西游记序》，其《序》中提到“旧有叙”,其“旧叙”认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心以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其以为道之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大丹之数也，东生西成，故西以为纪。” [3]其中心猿、意马、肝木、肾水、太初、大丹等等，都是道教金丹术常用的术语。学术界一般认为，陈元之《序》作于万历二十年，距吴承恩去世仅十年左右，其所说“旧叙”当更早，几与吴承恩同时。可见，从《西游记》问世起，就和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袁于令为李评本所写的《西游记题辞》，表达了同“旧叙”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禅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4]可见，当时《西游记》主旨的“讲道说”已相当流行。但袁于令认为，所谓“讲道说”只是“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的结果，《西游记》实是“三教已括于一部”的著作。
然而，进入清代，《西游记》主旨的“讲道说”却呈现泛滥之势。汪象旭的《西游记证道书》开清人“讲道说”的先河。本书第一回批语即说：“《西游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同书“功成行满见真如”一幅插图有诗赞曰：“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依他坤位生成体，种在乾家交感宫。莫怪天机都泄露，只缘学者自愚蒙。若人得了诗 中意，立见三清太上翁。”此诗引自宋代金丹学大师张伯端的《悟真篇》，说明作者虽然有“仙佛同源”之论，但根本上还是持“讲道说”.
此后，又有陈士斌的《西游真诠》。此书第一回批语说：“俗儒下士，识浅学陋，不晓《河》、《洛》无字之真经，未明《周易》、《参同》之妙理，胶执儒书，解悟未及一隅；摈斥《道藏》，搜览亦皆糟粕。所谓醯鸡只知瓮大，夏虫难与语冰者也。”在他看来，“《西游》一书，讲金丹大道，只讲得‘性命’二字，实只是先天真乙之气。修性命者，修此一气，性命双全，而还归于一。反反覆覆，千变万化，不离其元。”[5]篇中又多引魏伯阳《周易参同契》和张伯端《悟真篇》来解读《西游记》，可见陈氏受此二书影响之深。
又有全真道士刘一明出，作《西游原旨》。刘一明是乾嘉时期全真教的一代宗师，内丹学的大家，并精通《易》学、医学等，其《道书十二种》流传颇广。因此，他的《西游原旨》可以说代表了“讲道说”的最高水平。在他看来，“《西游》世法、道法说尽，天时、人事说尽。至于学道之法，修行应世之法，无不说尽，乃古今丹经中第一部奇书。”[6]又说：“《西游》有合说者，有分说者。首七回，合说也。自有为而入无为，由修命而至修性。丹法次序，火候工程，无不俱备。其下九十三回，或言正，或言邪，或言性，或言命，或言性而兼命，或言命而兼性，或言火候之真，或拨火候之差，不过就一事而分晰之，总不出首七回之妙义。”[7]至于具体评点文字，则完全用道教内丹学的理论来解读《西游记》，心猿意马、金公木母、婴儿姹女等等，文辞甚繁。
至于含晶子的《西游记评注》，多节录真诠本的评论文字而加以己见，实际上可以看作真诠本的一个删节本。
与“讲道说”最接近的，是张含章的“解易说”.张含章是一位《易经》研究专家，对道教亦有所涉猎。张氏在《西游正旨后跋》中说：“窃拟我祖托相作《西游》之大义，乃明示三教一源。故以《周易》作骨，以金丹作脉络，以瑜迦之教作无为妙相。”所以，张氏的《通易西游正旨》主要以《易经》来诠解《西游记》。但由于《易经》本身所具有的神秘主义色彩，故很早便被道教所吸收，如早期道教经典《参同契》即将《周易》与黄老、炉火合而为一，名之曰《周易参同契》。因此，张氏的评点文字中虽然多了一些乾坤坎离、屯蒙既济以及“守正却邪”、周孔圣贤等语，但也不乏婴儿姹女金丹之论。
纵观明清“讲道说”的发展，有这样两个特点：
一、越来越脱离作品的文学性，而向道教的“金丹大道”理论靠拢。陈元之所谓的“旧叙”,虽亦以道教理论概括《西游记》，但并未展开论述，故影响不大。汪象旭的《西游记证道书》虽然首开清人“讲道说”之先河，但在具体评点中，还能不时点出作品文学手法之妙。如第七十五回批语说：“行者之入腹降妖，力寡而功倍，然亦不可多得，惟黑熊、罗刹、黄眉、地涌与青狮而为五耳。罗刹、地涌，俱女身不足道，黑熊、黄眉二处，亦殊草草，独此处生趣勃勃，痛快淋漓。割取一段，可作数出杂剧。”至于陈士斌，由于其道教理论水平的限制，故从道教的角度看，其评点文字亦略显驳杂不纯，“未免尽美而未尽善耳”.[8]至刘一明，才使“讲道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理论高度，同时也就完全泯灭了作品的文学性。
二、虽然诸家力主“讲道说”,但又不能不以“三教一家”作为门面。汪象旭认为《西游记》“仙佛同源”.尤侗《西游真诠序》认为《西游记》“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易》，开以乾坤，交以坎离，乘以姤复，终于既济、未济，遂使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三百八十四爻，皆会归于《西游》一部。”[9]刘一明虽然力主讲道说，但也不得不承认：“《西游》贯通三教一家之理，在释则为《金刚》、《法华》，在儒则为《河》、《洛》、《周易》，在道则为《参同》、《悟真》。”[10]
与“讲道说”泛滥的同时，也有学者对其提出了激烈批评。其中批评最尖锐的是张含章。他曾着《新说西游记》，在其《总批》中即认为：“《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 [11] 在《新说西游记自序》中他又说：“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虽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谈道，更有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12]在他看来，《西游记》“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13]“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14]因此，张含章可称为“劝学说”的代表。
真正给“讲道说”以致命打击的是鲁迅、胡适。特别是鲁迅，不仅指出了清人诸说之谬误，并且初步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在他看来，《西游记》“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意附会而已。”[15]这里，既指出了“混同之教，流行来久”的大的文化原因，也指出了《西游记》“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文本原因，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讲道说”便很少再被人们提起。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讲道说”却又卷土重来。当今持“讲道说”者，据笔者所知，一为台湾的陈敦甫、陈志滨等人，但他们的评论文字笔者未能见到，不敢妄加猜度。二为八十年代之后少数大陆学者。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李安纲先生为代表，承袭清人陈士斌、刘一明诸人之说而发扬之，直把《西游记》看成是一部敷演道教主要是全真教“金丹大道”的“道书”;[16]二是以孙国中先生为代表，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气功修炼专着”,是有关“人体科学”的著作[17] .二者说法虽有不同，但本质上却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