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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2]，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诲传》总揭数义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3]，中间又凡举四事，后乃详书之[4]。此书、疏、谕、策体，记事之文，古无是也。《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5]，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难知[6]，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7]，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8]，而阴以寓己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未尝有是也。重诲传乃杂以论断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邪？
注释：
[1]五代史：指欧阳修所修撰的《新五代史》。安重诲：五代后唐大臣，明宗时任兵部尚书等职。[2]脉：指文章的脉络线索。[3]分疏：分别阐述。《五代史安重诲传》先总说安重诲“恃功矜宠，威福自出，旁无贤人君子之助，其独见之虑，祸衅所生，至于臣主俱伤，几灭其族。”然后分别以事例说明这几个方面。[4]“中间”二句：《五代史安重诲传》在中间举出安重诲的四次过失“轻信韩玫之谮，而绝钱镠之臣；徒陷彦温于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严一出而知祥贰；仁矩未至而董璋叛。”然后分别详述这四件事。方苞认为这样写不合于史传的义法。[5]传（chuán船）：流芳后世。[6]“故于伯夷传”旬：《史记伯夷列传》对伯夷事迹的叔述极为简略，而前后却有大段议论。在叙述伯夷“饿死于首阳山”后，司马迁有一段议论天道难知的话：“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7]“于孟、荀传”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一段议论：“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慨叹战国之世好言利而不言仁义。按“仁义充塞”一语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意为仁义的道路被阻塞。[8]“于屈原传”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屈原之所以著《离骚》：“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此文中心，仍是谈“义法”问题。文中首先论《左传》、《史记》“义法”之精，指出为文应文气贯通，前后照应，富于变化，不主一道。接着批评欧阳修所作《五代史安重诲传》议论与叙事相间，不合记事文体的“义法”，认为传记文只有在可记之事甚少时才允许叙议相间。史传文大多通篇叙事，只在叙事完毕后，才附以论赞，但欧阳修所用叙议相间的写法，未必不可备一格。方苞的批评，未免有点绝对化，且与篇首所说“不主一道”相矛盾。把为文之“法”绝对化、程式化，“法”就会流于死法，方苞论“法”，正有此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