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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说这是集体的功劳。
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他说，核武器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兄弟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大事业。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请教他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不仅得到当面解答，第二天还收到几大页纸，详详细细写着推导过程。
“人们亲切地称他‘老于’。作为后辈，我们竭力沿着前辈们留下的震撼心灵的足迹，继续前行。”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华说。
年轻时家境贫寒关心国事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在学校，他很少参加娱乐活动。夏天的傍晚，同学们在外乘凉，他则在树荫下读书不辍；冬天，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披件旧大衣依然在旁边安静地看书。于是，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在学习的同时十分关心国事，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打松鼠”：与邓稼先的暗号
1965年，正是我国氢弹研究的突破期。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的像个大孩子头儿。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讨论和推敲，终于使整个理论设计日趋完善。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计算机不如于敏口算快
于敏思维敏捷是在求学时就表现出来的。有一次，近世代数考试，张禾瑞先生出的题目很难，数学系学习最好的学生只得了60分，唯独选修的学物理的于敏得了100分。
他的学生蓝可也告诉记者，于敏讲课或做报告时，很少看讲稿，经常是不假思索地便可以写出一黑板所需要引用的公式。有时需要算一个结果，手持计算机竟还不如于敏口算来得快。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1988年，62岁的于敏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的岗位上正式退了下来。
退休后，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然后吃饭。他说，他做的健身操、太极拳，都是野路子，不规范，锻炼身体活动筋骨罢了。饭毕，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然后上网看看评论和消息。一上午的时间就这样打发了。午饭后还要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的书籍。剩下的时间大多消耗在读史书上了。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打小就爱看的京剧。他说，年轻时最爱看《三国》，年老了最爱看《红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