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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与生态哲学王雷泉
1996年1月，台湾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结集出版《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收释传道《菩萨社会关怀的二大任务--庄严国土、成熟众生》、释恒清《草木有性与深层生态学》、王俊秀、江灿腾《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以台湾地区的佛教实践模式为例》、张维安《佛教慈济与资源回收--生活世界观点的社会学分析》、陈玉峰《台中市放生文化的初步研究》、释悟殷《佛教的医疗保健–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广律为主》、洪启嵩《器官捐赠与佛教的生命关怀》、林朝成《心净则国土净--关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杨惠南《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陈清香《当代佛教建筑所反映的佛教生态》、王淳隆《当前台湾寺院建筑之困局与转机初探》、王镇华《庙宇的空间组织--以山西五台山的庙宇为例》等十二篇论文。按杨惠南的看法，台湾的环保运动，在1970年才开始萌芽；而台湾佛教界之参与环保运动，则是近几年的情形。（杨惠南A）但从上述论文题目来看，台湾学者对佛教思想与环境保护的研究，已经涉及相当具体的领域，在理论探讨上也进入比较深入的层次。
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暨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王俊秀与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生江灿腾合写的《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一文，基本上是对西方环境保护理论模型的介绍，但从中亦可一窥台湾佛教环保实践及思想演变的概况。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惠南的《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和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林朝成《心净则国土净》二文，则对佛教环保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了比较有份量的论述。照王俊秀与江灿腾的说法，这两人在环保思想上的研究，不仅是对西方知识界“环境范型”的思想回响，而且也可以视为此一领域在台湾地区的先驱性研究。社会关怀，是推行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环境保护则是佛教关怀社会的重要方面。笔者主要根据上述三篇论文所提供的资料，对此略作介绍。所用资料，悉据从国际互联网下载的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所建佛学资料库电子文档，特此志谢！
佛教思想如何为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所谓“范型”（paradigm），是指用以检验人类社会现象的观念及假设，可用来提供一种世界观或宏观视野。长期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许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认为“科技万能”,人类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及超越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活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对其他万物而言则是“野蛮化”.人类对其他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会变成“万物之零”.（王俊秀、江灿腾）
自1989年起，全球性环境问题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指标。从此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更是“生与死”的问题。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因此“范型转移”（paradigm Shift）乃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必要过程。王、江的论文首先介绍了四组对比的观点：一、由“万物之灵”到“万物的一支”;二、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三、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四、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以上所述“范型转移”观念，可见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特别是指欧美社会）如何从“成长范型”（HEP）逐渐转移成为“环境范型”（NEP）的思考和体认。
回顾战后近五十年来台湾佛教的环保思想，则倾向于传统的护生和惜福。例如著名的佛教目录学专家蔡念生，从1950至1980年，在各种佛教刊物及报章杂志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护生与戒杀的文章，并在1983年集结为《如是庵学佛賸语--护生百讲》、《如是庵学佛賸语--鸟兽春秋》，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但佛教界从环保角度对放生活动本身进行反思，则要迟至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4月，释圣严在《人生》第62期发表《为何放生？如何放生？》；1989年3月，文化大学生物学系在《人生》第67期发表《请勿随意放生》。而且这两篇文章，都未进一步提出如何保护生命或生态的问题。
在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佛教界相继出现了释传道、释昭慧和杨惠南等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环保健将。传道法师不但出资拍摄“反（对政府兴建）五轻（工厂）”的录影带──《净土的呐喊》，而且为文呼吁佛教要组织“环保护生基金会”.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破除‘经济奇迹’的政治神话，纠正偏颇政策”;其次，“（立法）禁止制造（包括保特瓶、保利龙在内的）塑胶垃圾”.他的这一呼吁，已经能够把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家和政府，并且也已意识到从根本而且全面入手的“普渡”,比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别渡”,来得重要。（杨惠南A）至于昭慧法师，不但创办“生命关怀协会”,更实际投身第一线从事护生和戒杀的工作。她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撰写的环保文章，现已大部分收在《浩荡赴前程》（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和《愿同弱小抗强权》（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两部新书里。此外，像《福报新闻周刊》和《佛教文化》等佛教刊物，也大量报导关于环保的问题。
杨惠南于1994年发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对台湾佛教界的环保工作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他认为以“预约人间净土”为号召的慈济功德会和以“心灵环保” 为号召的法鼓山文教基金会，虽然在环保工作上成绩最卓著，但都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依据：（一）在实际的环保工作方面，二者都偏于垃圾回收和植树，未能触及污染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已与资本家利益结合的政府。（二）在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也就是说，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嗔、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之真正垃圾（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的防治与清理。论文尖锐地指出：重“心”轻“境”的环保理论，乃“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之所以有所偏颇、值得商榷的原因。杨惠南呼吁：建立一个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为了对治重“心”轻“境”这一古来即已形成的错误理念，此时此地甚至应该提倡重“境”轻“心”,亦即“境”先“心”后的佛教生态学。（杨惠南A）
林朝成曾接受“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和经费的补助，于1992年完成《佛教放生与环保保育》一书的研究（未出版）。同年又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浓缩和修订成为《从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的专论，提出六点“未来生态新典范”: 1.对自然的高度评价；2.普遍的同情心；3.谨慎周密的计划以防止风险；4.经济成长的极限；5.日益求新，崇尚兴革；6.新政治观。以此作为思考的参考座标，然后企图进一步结合佛教的教义，以建立“佛教生态学”.文中批评“台湾佛教环保意识的觉醒又落后台湾社会十年”,建议尽速地整理佛教环保的文献，具体意见如下：
（一）佛教基本教义与环保生态观的汇通。如“缘起”与“深度生态学”的比较；“依正不二”观与自然环境保护或环境权的汇通；“八正道”与“后设经济学”的比较……等等，都应纳入佛教环保的基本文献内。
（二）佛教的环保福利事业。可参考唐《法苑珠林》的方式，拟定条目，细加分类，每类有述意、有经证、有诠释、有引申，以方便参考与查阅。
（三）佛教高僧大德的具体事例。重新整理各僧传居士传，选出具体环保事例，以为参考效法。
（四）佛教戒律与环保生活法则的比较。环保必须落实于生活，其所提供的生活法则，大都合乎戒律所规定者，尤其是菩萨戒，更可给从事环保的资源与启发。（林朝成A）
王、江的文章引述了上述杨、林两教授的论文后，认为两人对佛教界环保思想的批评意见，虽然都是援引西方现有环保理论观点，却不忘在佛教传统教义里，寻求原有教理的支持。说明佛教传统的生态理论，确实含有和新的“环境范型”理论相契合的某些成份。至于哪些是有待提升的积极因子，王、江的文章并没有深论。好在这次研讨会上，杨、林两教授又提交了新的论文，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