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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鬟玉臂也堪师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诗)，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题未定草》)
论诗须知人，而知人须顾及作者全人，最好的办法，除了研究作者传记，便是了解作家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全篇”)。否则容易以偏概全，不可能达到真知。
以陶渊明为例，如果只看他有二三十首“饮酒”诗，便断言他真的是个酒徒;或看他口口声声“归去来兮”，见山爱菊，便以为他浑身静穆，完全是个隐者，那就不免扪烛扣盘，未喻于日。其实陶渊明本是关心政治，有强烈是非观感，好恶分明的人，他的诗固有“时鸟变声喜，良苗怀新穗”(陈毅《吾读》)的内容，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如咏精卫、刑天、三良、荆轲等。故辛弃疾说他“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此外他还是个好几个孩子的慈祥的父亲和一个毫不乏味的情人，写过《闲情赋》，十九世纪匈牙利裴多菲的著名的情诗“我愿意是树”，“我愿意是急流”那种温柔的想象与手法，在他早已尝试过了：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霄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
还有他的《责子诗》，古来好些人有所批评，其实是很见作者性情的：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似乎没有一个儿子是争气的，比起写《骄儿诗》的李商隐，实在令人气短。而黄庭坚却不以为然，跋道：“观靖节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亲，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说他戏谑，极能了解这诗的意味，又说慈祥，则又将其神气都揣摸出来了。只有善于知人，才能神会陶诗。
唐诗人学陶者甚多，成绩显著者莫若王维，他耽好自然，笃爱情亲的一面也颇近渊明。但他那富贵闲人式的生活又使他不全知于陶，特别不能理解《乞食》。那其实是一首很好的诗：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贫士叨扰知己，图一醉饱，诗人毫不讳言，本色率真，也正见其宁乞食“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可贵。王维不能理会，批评道：“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这一轻率的讥议，使后来读者很不舒服，有人反唇相讥：“此与腐鼠之吓何异?然万户伤心，亦为一惭耳”(黄廷鹄)。而有人联系渊明当时处境和思想，解道：“愧非韩才，时代将易，英雄无聊。……淮阴能辅汉灭项，乃能报漂母，不然竟漂之恩，亦何由报哉!板荡陆沉之叹，寄托于此。”(黄文焕《陶诗析义》)渊明作诗时是否有此意识，不得而知。但这样知人论诗，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较王维便深刻得多。
一个活生生的人，其性格是丰富复杂的组合;而一个成熟的诗人，其风格决不单一。对于一个诗人，我们固然应该有大的把握，如杜甫说李白“飞扬跋扈”、自己“沉郁顿挫”、岑参为“好奇”、孟浩然有“清诗”、王维是“秀句”等，便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有完整的观念，才不致于对诗人有片面的理解，隔膜的揶揄。即以杜诗而言，那些描叙兵戈乱离，表现忧国忧民，风格沉郁顿挫的“诗史”式作品，固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却也不乏流连光景、怜爱儿女、充满人情味的篇章，忽略这点亦不足以知杜甫。他的含情脉脉的《月夜》，还有稍涉香艳之句呢：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金元时代元好问偏爱刚阳风格，论诗贬抑秦观，清人薛雪持异议，在《一瓢诗话》中写道：“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也堪师。”其中用作反证的，正是这首著名的情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