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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的诗歌创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乐府歌诗，以致他全部作品都被称为“歌诗”。作家的创作都是特定文学观念主导下的自觉的创造活动。李贺短暂的生命没有可能像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那样获得丰富的人生体验，他一生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任奉礼郎，时间从元和六年秋冬至元和八年春天，前后跨三年之久，而且是他的诗歌天才几近发挥到最充分的21至24岁的阶段。此前的诗歌耽于幻想，受楚辞和李白的诗歌影响较为明显，任奉礼郎期间及以后，不仅描写乐器及音乐的诗歌多起来，而且诗歌中仙鬼意象明显偏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射到李贺这一段重要的经历上来。但是历代（含当代）的学人都认为这一卑微的官职，对李贺只有负面影响，既让他感到屈辱压抑产生心理失衡，又使他贫困潦倒导致身体患病加剧，最后让他变成“畸形儿”。毋庸讳言，奉礼郎对具有“唐王诸孙”高贵身份的李贺来说，并非理想的职位，但升迁官职有一定的程序，若积以时日，循资迁转，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再换一个思路，李贺整天生活在繁琐无聊的职事里，沉浸在庄重肃穆的祭祀活动中，天天都要与乐器、音乐打交道，难道就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正面影响吗？
奉礼郎，是太常寺的属官，太常寺最高长官是正三品的太常卿，“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乐，五曰鼓吹，六曰太医，七曰太卜，八曰廪牺”（刘昫《旧唐书·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除后面三项外，前五项都与祭祀相关，而祭祀又离不开音乐。可以说太常寺是唐代重要的机关，官员设置有：“少卿二人，正四品；太常丞二人，从五品上；太常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下；府十二人，史二十三人。博士四人，从七品上；谒者十人，赞引二十人。太祝六人，正九品上，祝史六人，奉礼（郎）二人，从九品上。赞者十六人。协律郎二人，正八品上；亭长八人，掌固十二人，太庙斋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太庙门仆，京、都各三十人。”（吴按：长安太常寺合计有290人上班，规模也不算小，如果加上洛阳的人员配置，则多达450人。）在规模较为庞大的供职人员中，奉礼郎负责掌“朝会祭祀君臣之版位。凡樽卣之制，十有四，祭则陈之。祭器之位，簠簋为前，簦钘次之，笾豆为后。大凡祭祀朝会，在位者拜跪之节，皆赞导之，赞者承传焉。又设牲牓之位，以成省牲之仪。凡春秋二仲，公卿巡陵，则主其威仪鼓吹之节而相礼焉”（《旧唐书·职官志三》）。职务较为琐碎而且繁忙，几乎一年四季都有祭祀太庙、巡祀山陵或郊祀的工作，难得的闲暇时间还可能要修整乐器、培训乐工、校正乐谱、排练演奏等。
两《唐书》李贺传记及《唐才子传》等书，都认为李贺曾任“协律郎”。吴企明先生已在《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作了较为清晰的辨正。但是，我认为虽然李贺不大可能由正八品的协律郎迁为从九品的奉礼郎，但是应当注意这一错误中隐含的重要信息：因李贺精通音乐和乐理，又擅长撰写歌诗，故有这样的错讹。从另一个角度看，奉礼郎与协律郎有重要的联系，即都应该精通音乐。查《旧唐书·职官志》：协律郎“掌和六吕六律，辨四时之气，八风五音之节。凡太乐，则监试之，为之课限。若大祭祀飨宴奏于廷，则升堂执麾以为之节制，举麾工鼓柷而后乐作，偃麾戛敔而后止”（《旧唐书·职官志三》）。主要是制定乐律，在祭祀或宴享时主持音乐的开始演奏和终止，相当于现代乐队的指挥。从情理上看，奉礼郎与协律郎相同之处是在同一地点——太庙、山陵——供职，只是各自分管的工作内容不同，都是为皇帝及其诸王、贵戚、大臣们祭祀时提供服务。不同之处，协律郎还有在皇宫大殿主持演奏的机会（《旧唐书·音乐志二》载：“宴享陈《清乐》《西凉乐》。架对列于左右厢，设舞筵于其间。旧皇后庭但设丝管，大业尚侈，始置钟磬，犹不设镈钟，以镈磬代。武太后称制，用钟，因而莫革。乐县，庭庙以五彩杂饰，轩县以朱，五郊则各从其方色。每先奏乐三日，太乐令宿设县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其次。协律郎举麾，乐作，仆麾，乐止。文舞退，武舞进。若常享会，先一日具坐、立部乐名封上，请听奏御注而下。及会，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伎，次奏蹀马，次奏《散乐》而毕矣。”）而奉礼郎则只能在太庙和山陵。这两个职务都与太乐署关系密切。《旧唐书·职官志三》载：
太乐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下。府三人，乐正八人，从九品下。典事八人，掌固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乐令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享宴。丞为之贰。凡天子宫悬钟磬，凡三十六簴。凡大宴会，则设十部伎。凡大祭祀、朝会用乐，辨其曲度章服，而分始终之次。有事于太庙，每室酌献各用舞。（事具《音乐志》）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乐，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乐，皆八成，享宗庙之乐，皆九成。其余祭祀，三成而已。（五音有成数，观其数而用之。）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较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考其名数，分番上下。
太乐署是音乐机构，其提供的音乐演奏既有太庙音乐，也有朝享宴会音乐。李贺在行奉礼郎职责的时候，对乐器的摆放应当也是熟悉的，并有可能对各种乐器演奏的技法也较为熟悉，对乐器奏出的乐音也当有深刻的理解。李贺的职务中还有一项是在山陵祭祀时负责“主其威仪鼓吹之节而相礼焉”，即是说对仪仗队和鼓吹音乐有宣导责任。这样，李贺的职责还与鼓吹署有关联。《旧唐书·职官志二》载：
鼓吹署，令一人，从七品下。丞三人，从八品下。府三人，史六人。乐正四人，从九品下。典事四人，掌固四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丞为之贰。凡大驾行幸，卤簿则分前后二部以统之。法驾则三分减一，小驾则减大驾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则如小驾之例。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后二部。亲王已下各有差。凡大驾行幸，有夜警辰严之制。（大驾夜警十二部，晨严三通。太子诸王公卿已下，警严有差。）凡合朔之变，则率工人设五鼓于太社。大傩，则率鼓角以助侲子唱之。
由于要引导诸王、贵戚巡陵，故李贺的职责还应当与诸陵署有关系，《旧唐书·职官志二》：“诸陵署，令一人，从五品上。录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辇四人，主药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陵户，乾、桥、昭四百人，献、定、恭三百人。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户守卫之。丞为之贰。凡朔望、元正、冬至，皆修享于诸陵。凡功臣密戚陪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列。诸太子陵令各一人，从八品下。丞一人，从九品下。”祭祀除了太庙祭祖和山陵祭祀之外，还有意义较为特殊的祭祀天地四方神祇和山川河岳之神，因此奉礼郎的工作还与两京郊社署有关系，《旧唐书·职官志二》：“两京郊社署，令各一人，从七品下，丞一人，从八品上。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五人，门仆八人，斋郎一百一十人。郊社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祷之礼。丞为之贰。凡大祭祀，则设神座于坛上而别其位，立燎坛而先积柴。凡有合朔之变，则置五兵于太社，以朱丝萦之以俟变，过时而罢之。”
由上引文献可以看出，一个小小的奉礼郎，职责所系是很重大的，且与诸陵、太庙、太乐、郊社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贺有将近三年的时间一直生活在音乐演奏、祭祀典礼的环境中，这不可能不对他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过去的研究者多从屈辱低贱的角度论述对李贺产生负面影响，但李贺获得这一职位也不是很容易的，既要经过一定的考试，又要依靠门荫，还据说与韩愈的推荐有关（陈允吉先生在《李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形儿的结合》一文中说：“元和六年〔811〕春，他〔李贺〕应朝廷的征召，离家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此项任命可能是照顾门荫，这一年恰好韩愈入京为行尚书职方员外郎，李贺之得官疑与其之荐引有关。”（《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何况从太常寺的官员设置来看，李贺并非是仆役一类的最低贱者，毕竟是带有品衔的朝廷正式官员，我认为应该换一种眼光重新打量李贺担任此职的意义，对出身帝王贵胄的李贺来说，此职固然使他深感屈辱，但对李贺诗歌创作来说，至少意义有三：第一，繁冗杂沓、单调乏味、庸俗拘束的生活必然使他身心俱疲，并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压抑，从而唤醒了他诗歌创作的冲动，欲借此发泄忧郁，摆脱此种压力；第二，长期浸润在太庙或山陵的祭祀音乐环境中，晨钟暮鼓，笙簧竽瑟，对他理解并精通音乐都会有好处，也对他诗歌运用乐器和乐音的描写产生实际的影响；第三，长期参加在装饰考究、古色古香的太庙或壮丽宏伟、雍穆寂静的陵寝中举行的祭祀活动，与皇帝、王公贵戚们打交道，沉湎于香烟缠绕、庄严肃穆的祭祀跪拜氛围中，对李贺诗歌描写幽灵鬼怪肯定有深刻的影响，更是激发他驰骋想象于幽冥世界的现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贺任职奉礼郎一职，不仅是他的诗歌观念形成的基础，更为他选择创作方向提供了可能。换句话说，如果李贺不担任此职，则他的诗歌也许不会呈现出这种阴森诡谲的面貌。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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