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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史·李三才列传》与周骏富所编《明人传记资料丛刊》，李三才（1552—1623），字道甫，号修吾，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于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十月，享寿七十有二岁。世代为武功右卫军籍，陜西临潼人。因其祖父调卫燕京，其父移家至顺天府通州（北京通州），于张家湾定居。登万历二年（1574）进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户部主事，历山东佥事、河南参议、大理少卿、郎中、御史中丞；与南乐魏允贞（1542—1606）、长垣李化龙（1554—1611）以经济相期许。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期间，奉旨担任“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为明朝漕运事务的高级官员。
李三才有诗才，钱谦益（1582—1664）《历朝诗集小传》录有其传，陈田《明诗纪事》卷十一、朱彝尊（1629—1709）《明诗综》卷五十二，都收有其詩。李三才在管理漕务时，又有一本记载自己言行的《抚淮小草》（或作《漕抚小草》），陈子龙（1608—1647）主编的《明经世文编》卷四二一，也选录了其中六篇奏稿。此外，明儒陈豁典《陈学士先生初集》卷三，载有《抚淮小草序》；汤显祖（1550—1616）《汤若士小品》与《汤显祖诗文集》，都收有《读漕抚小草序》；赵南星（1550—1627）《味檗斋文集》卷五，录有《漕抚小草序》；顾宪成（1550—1612）《泾皋藏稿》卷六，收录《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文秉（1609—1669）《定陵注略》卷九，收有《淮抚始末》，都可以提供研究参考。
又根据孙承泽（1592—1676）《畿辅人物志》与孙奇逢（1584—1675）《畿辅人物考》记载，李三才“尝语其子：身殁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车载出，一效张汤故事，亦足悲矣。公殁后，圹无志，墓无碑，所著《无自欺堂稿》《双鹤轩集》《诫（戒）耻录》诸书，无一存者”。此外，据朱彝尊《明诗综》，以及光绪五年（1879）《通州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李三才传》记载，李三才还著有《灼艾集》《无自欺堂稿》与《鹪鹩（轩）诗集》等，又有《永慕录》著目，可惜现均不存。唯一传世的孤本专著，仅有典藏于东京大学的《抚淮小草》。
《抚淮小草》为明万历刊本，凡十五卷，十六册，卷前有万历三十年（1602）祝世禄《李中丞公〈抚淮小草〉序》、朱吾弼《〈抚淮疏草〉序》与陈璧《〈抚淮小草〉叙》三篇，以及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小草〉自叙》一篇。原系“东京帝国大学”收藏，今典藏于“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于《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目录》，编号为“东大总G30—564”，四部分类为“史部·诏令奏议之类·奏议之属”。至于雕印刊本如何自中国归藏于此，并未能明确考知。此书卷首前钤有正方阳文篆印一方：“东京帝国大学图书印”，版面长约29公分，宽约
19公分；正文内页长约23公分，宽约16公分，天头4公分，地脚2公分。序跋版心上书标题，双鱼尾下记页次，每页各六行，每行约十二字上下之间，每行宽2.5公分。正文每卷首行为书题，次行署“关西道甫李三才著”；版心上书“抚淮小草”标题，双鱼尾下记卷次与页码，每页各九行，楷书雕版，每行约十六字上下之间，每行宽1.5公分。本书目录总十一卷，凡九十八疏，皆为“奏议”陈疏；但于卷之十一正文之后，尚有卷之十二至卷之十五，凡四卷，前两卷皆为“牌劄”，后两卷为“告示”与“批详”，而各条内容并未著于卷前目录。此书卷后，尚刊录有廷尉董基《读李道甫〈抚淮小草〉》、胥史沈潅《读〈抚淮小草〉》两篇读序；以及杨洵《〈抚淮小草〉跋》、徐銮《〈抚淮小草〉后跋》两篇后跋。
由以上《抚淮小草》序跋及卷次内容可知，由于万历中叶以来，连年征战及宫殿火灾，于是财政急遽恶化，遂有“征矿税”以充实国库之窳政。万历三大征——万历二十年（1592）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抵抗丰臣秀吉（1537—1598）的援朝鲜战争、万历二十年（1592）平定哱拜之乱、万历二十二年（1594）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镇压杨应龙（1551—1600）与其他的苗族部落叛乱。益之以宫殿火灾，使得国用匮乏，于是才征收矿税。由于征收矿税，系由朝廷钦命派遣宦官执行，直接缴入国库，并不受到中央及地方官的节制，这便产生了各种严重的弊端。万历征收各种矿、盐、珠等商业税，主要是为了充实私房内库，而专派太监充当税监，违反国家体制，因此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李三才即为反对最为激烈严切者。太监奉皇帝钦命，肆无忌惮，违法乱纪，以致各种骇人听闻的弊端层出不穷。根据统计，当时税监所收之税，仅百分之十至三十五左右，归进皇帝的内库，其余则落入宦官之手，大饱私囊；因此，征收矿税的最大获益者，其实不是皇帝，而是这一小撮贪得无厌的宦官们。当时朝中大臣反对矿税奏疏甚多，尤其以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抚淮小草》卷之三《第一停罢矿税疏》为最激烈。由李三才上疏内容，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矿税繁兴使万民失业；其次，搜括之政令频下，阻挠者皆得罪；再者，收税者多为无赖之徒，假旨诈财的行为屡见不鲜；最后，李三才提醒万历皇帝，皇帝的职责在于使百姓衣食无缺，百姓地位虽卑下，渴望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无异于皇帝；若不能满足百姓的基本需求，天下绝对不可能安定。李三才此疏，已触及皇帝之职责、百姓之生存权利，与黄宗羲（1610—1695）《原君》所呈现的思想极为类似，差别仅在于未涉及君主专制的起源罢了。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尝云：“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明朝宦官作恶多端者，如：英宗之王振（？—1449）、宪宗之汪直（？—1559）、武宗之刘瑾（1451—1510）、熹宗之魏忠贤（1568—1627），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者，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万历皇帝派去征矿税、珠税、盐税的征榷之使，就是宦官，很显然没有将这个祖训听进去。由于万历至崇祯这一段期间，宦官为祸最烈者，不外乎万历时之矿监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人，以及天启时的魏忠贤，最为贪横，连《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都叙述了太监马堂的恶形恶状。因此，樊树志《晚明史》上卷谓：
矿税太监的弊端是制度性的，即对一种特殊权力缺乏必要的制衡手段。矿税太监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宫廷内库进奉，不受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监督，又无制度保障可言，于是形成了财政上的巨大漏洞——征多缴少，太监们中饱私囊，大量财富落入他们私人腰包。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神宗揭发，山西每年征解税银45200两，税监孙朝只向内库进奉15800两，其余29400两全由孙朝以假称拖欠的手法攫为己有。这就意味着65%的税银被孙朝贪污了。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向神宗揭发，税监马堂每年抽取各种税银不下25万至26万两，而每年向内库进奉才78000两，七年之内隐匿税银130馀万两。所谓“隐匿”云云意味着70%以上的税银被马堂贪污了。
矿税太监之贪污，虽然造成人民极大的财物损失，但是掠夺式的征收商税所引发的民变，可能更为严重。这种设重重关卡征税的手段，等于一件商品重复课税，最后必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的购买力下降，最严重的状态可能是商业活动停止。更过分的是，侵占较贫弱商人之商品资金及各种非法的粮食税。而这些太监胆敢如此嚣张肆虐，纯粹出自万历皇帝的包庇，这也是李三才不断连番抗颜上疏的主要原因。
据史载万历十年（1582）后的二十余年間，即万历十一年至三十多年左右，由于万历三大征及征收矿税，使国家政治及人民经济起了重大变化，国穷民蹙。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指出，万历三大征使明朝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财政状况甚至比嘉靖、隆庆时期更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也指出，万历中叶的矿税源于朝鲜战争后国库空虚，并且因为宦官贪得无厌，导致人民普遍贫穷。参酌以上说法，再加上本文李三才《抚淮小草》的相关奏疏综合看来，晚明神宗万历四十余年间（1573—1619），尤其自万历中期以后，可以说是由富转贫的一个关键时间点，也是明史上一个变化最剧烈的阶段；不论是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各方面，都面临了重大的转变。明朝由富转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国家社会自万历中期以后，人民普遍贫穷，生计日益困顿萧条；而事实上，最为严重的关键，在于皇帝权要的掠夺，尤其以“征矿税”此一事件，在天灾战祸频仍的明末，正是此时国势消长、经济荣枯的分界点。虽然，道致明中叶以后国家窳乱、人民困苦的原因很多，透过李三才《淮抚小草》奏疏可知，其中有源自制度设计不善者，有源自天灾战祸者，更有出于当权者之剥夺与税收弊端者。税收收入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充分地管理帝国的资源，实际上对纳税人不利。由于正常的税收不能弥补支出，必要的项目开支就要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解决；而私下的派征，因缺乏有效的审核，容易造成资金的浪费，往往更成为弊端丛生的犯罪渊薮。由于以自耕与佃耕为主体的脆弱小农经济，导致税收不善，加上县官里胥漠视税收细节及缺乏监督机制，又因战争、天灾频仍，成为国政弊病多端的重要原因。
李三才《淮抚小草》，可以说是万历国政衰败、民生凋敝的缩影写照，也是一位深具经世韬略的有志士大夫，真切笃实的理政心声，因系海内外孤本，又遗珍于东瀛，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以提供政界与学界参考。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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