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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宗巾”典故的源出及流行
郭泰，字林宗，范晔《后汉书》卷九十八《郭太传》（注：范晔为避父范泰讳，于《后汉书》中改作“郭太”）记载了郭泰的一则轶事，乃“林宗巾”典故的最早源出：
（郭太）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
从这段文字看，“林宗巾”典故至少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郭泰、头巾、因“遇雨”而“巾折一角”。需要说明的是，郭泰这里戴的应该是角巾的一种，故才会有“遇雨折角”之事发生。那么，汉代的角巾是什么样子的呢？“早期的巾称帻，原本只是一块软方巾，用时随意包裹，后来为了方便包扎，特意裁出四脚，并将四脚接长，形成宽带，裹头时将巾覆盖在头顶，后面两脚向前包抄，自下而上，于额前系结，前面两脚则包裹前额，绕至脑后，缚结下垂，形似两条飘带，再往后更演变成预先折叠好如帽状的角巾，角巾涂了漆再发展成帽状的幞头。”
郭林宗像（陈仲辉《中国潮男》）这里告诉了我们角巾的大概样子，形状略如右图：
这种角巾一般由纱布或葛布制成，遇雨被淋坏，一角塌下，乃情理之中事。由“林宗巾”衍生出与之相类的一些表述，或与郭泰本人相关，如“郭泰巾”“林宗巾”；或与折角动作相联，如“折角巾”“角巾折”“折巾角”“巾角垫”“垫巾”等；或与遇雨之事相系，如“雨垫巾”“垫雨巾”等，虽关注焦点和表述字眼略有差异，但涵义相同，典故又同出一源，故此类说法可等而视之。而“林宗巾”典故的流传，与这三要素均有直接关系。
郭泰本人的“名人效应”，是“林宗巾”在当时得以流行的主观因素和重要条件。郭泰家世显赫，祖有懿德，绵延可上溯至周王室，又博通坟典，才名远播：“先生诞膺天衷，聪睿明哲……考览六籍，探综群纬，周流华夏，游集帝学。”
（《郭泰碑》）阅览之广，学问之博，在当世无出其右。弃官归隐后，以其才学教授弟子数千，自成一家之名。同时，他又具有奖掖士人的宽广胸襟：“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
（《郭太传》）家世之显赫，有才而无私，耿介而正直，这些都使其声望日隆。
除了个人名望高以外，郭泰本人秉芝兰玉树之姿，具闲雅飘逸之态，极具人格魅力：“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
（《郭太传》）汉代1尺约合23厘米，则郭泰身高约184厘米，称其“魁伟”，亦无夸饰，身材挺拔，宽衣博带，立于船头，可以想见其丰神俊朗之态。
其性情高洁傲岸，当时有人问范滂对郭泰的評价，范滂答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郭太传》）虽仅寥寥数语，却已勾勒出郭泰身处末世而有傲骨的磊落风神。郭泰以其个人名望和人格魅力，最大限度地投合了后世文人运用“林宗巾”这一典故表达“赞扬”主题时的心理契机。
郭泰能成为汉末士人的榜样，更源于其进退合宜的人生智慧。能在国与家、仕与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匡救时弊与全身远祸之间，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契合点”，在动荡的末世实现自身价值，完成一种较为理想的人生模式，成为当时及后世士人的人生典范。后世表达“隐逸”主题的文人对“林宗巾”典故的一再使用，也正是由此而展开的。郭泰生前即在士林享有极大声望：“于时缨之徒，绅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声而响和者，犹百川之归巨海，鳞介之宗龟龙也。”
（《郭泰碑》）但他却能做到不为名声所累，对未来所面临的隐忧祸患有着本能的预见，并提前进行有意识的规避，在感受到汉末社会动荡，深知王朝衰败之结局无可挽回的时候急流勇退。朝廷屡次征召，郭泰均不就诏：“或劝泰仕进者，对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
（《郭太传》）后“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闳得免焉”
（《郭太传》）。退隐之后，他又教授弟子数千，逝后万人来送，据百衲本《后汉书·郭太传》载：“泰以建宁二年正月卒，自弘农函谷关以西，河内汤阴以北二千里，负笈荷担弥路，柴车苇装塞涂，盖有万数来赴。”因而蔡邕为其作碑文时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头巾”之自身特点及隐士身份的隐喻，成为林宗巾在当时得以流行的客观因素和必要条件。先秦时期，士人戴冠，庶民裹巾，作为男子成人后区分身份的标志，《释名·饰首饰》有言：“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于四教也。”“巾”在这里是没有官职的普通百姓的身份标识，又具有慎独修身之意，提醒人们谨修“四教”
（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人的四要目，《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见《论语注疏》卷七）至东汉，“巾”以其轻便实用的效果，廉价易得的材质，开始被大量使用，“头巾”成为当时士人日常必需品之一，愈来愈多类似郭泰这样名望虽高，却又归隐不仕的民间隐逸高人产生，普通百姓的身份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选择戴“巾”，而他们大多又博学多才，性情傲岸，引得达官显贵出于附庸风雅的心理去追随他们，改冠为巾，以示自矜品格，礼贤下士，后逐渐演变成一种隐士身份的暗喻：“楚词云：‘荷衣兮蕙带。’后汉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垫，时人延故折一角为林宗巾，皆隐服也。”
（《李长吉昌谷集句解定本》卷四，清初丘象随七轩刻本）“折角巾”之影响亦长盛不衰，《周书·武帝纪下》：“初服常冠。以皂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导，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记载的是一种仿照“折角巾”的样式用黑纱制成的“常冠”。到了明代，《水浒传》中依然有“折角巾”的影子：“忽见一秀士，头戴折角巾，引一个绿袍年少将军来，教琼英飞石子打击。”
“遇雨”而“巾折一角”，事件本身的偶发性和奇异性反使其得以流行，迎合了士人“追新逐异”的心理，是“林宗巾”在当时盛行的心理机制和充分条件。人们往往会对新奇的事物有一种群体性的趋之若鹜的好奇，并尝试仿效；而当“新奇”之事发生在颇有“名望”之人身上，且具有时尚特性又易于仿效时，这种心理就会在短时间内被成倍地放大，产生类似狂热“追星”的效果。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点：“相传东汉名士郭林宗外出遇雨，头巾淋湿，一角折下半高半低，人感到更添风雅、新奇，故又称其为‘林宗巾’及‘折角巾’，士人纷纷效仿成为常用首服一直沿用至南朝齐梁之时。”（李晰《汉服论》）
二、 “林宗巾”典故之文化演变
汉代以后，“林宗巾”典故在文化层面上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延续了其源出时所具有的“见慕名士”之风，表达对类似郭泰其人的高洁品格、风流气度的赞美；另一方面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讽刺时人附庸风雅，头脑发热地一味摹拟外物而不具备其神理气韻的跟风行为，有“易名同蔺”“东施效颦”之讥。
1 “垫巾效郭”与“见慕名士”
延续汉末“见慕名士”之风，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开始批量使用此典，表达对潇洒出尘之士的赞美之情，使之具有了言简意微的意象功能。这类作品，往往出现在“题赠”“酬答”“奉和”及“伤悼”类诗文中，或写人物品行的净洁雅致：“水玉簪头戴角巾，瑶琴寂历拂轻尘。”
（《题李处士幽居》，温庭筠《温飞卿诗集笺注》卷四）或写对功名的淡泊之意：“浮云轻功名，依然林宗巾。”
（《题陶晴皋诗集五平体》，戚学标《景文堂诗集》卷二）或赞人物的外在风姿：“云孤鹤独且相亲，仿效从他折角巾。不用吴江叹留滞，风姿俱是玉清人。”
（《奉和次韵》，张贲《松陵集》卷九）或称赏亡者以寄托哀思：“雨后巾何妨垫，风前衣自然飘。”
（《哭沈芳文》，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九）更有在墓志铭中用以称扬墓主人之性情高洁：“君好修洁，戴折角巾，衣鹤氅衣，望山临水，步趋翛然。”
（《孙元宝墓志铭》，贡师泰《玩斋集》卷十）他如陈起《郭评事》、陈与义《赠傅子文》、吴伟业《赠钱臣扆》等作品，皆可归为此类。
以“林宗巾”来表达“见慕名士”的感情，褒扬寄赠对象的高洁品性，是承接其源出本意而来的，所称扬对象的美好品质和郭泰本人的傲岸性情，在某一点上具有类似之处，能互相契合，“林宗巾”意象在这里的运用，不仅是对描写对象的含蓄赞美，同时也强化了这一意象本身的正向文化意蕴。
2 “垫巾效郭”与“易名同蔺”
与上述相反，在其传播接受过程中，逐渐新生成了一种相反的效应，即“易名同蔺”，成为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向。
分析前引《郭太传》与“林宗巾”相关的描述，“其见慕皆如此”一语固然表达的是对郭泰的褒扬，但细加体味，其中似也多少含有对仿效者行为的讥讽之意。早在《庄子·天运》中，便有对“东施效颦”行为的讥刺。《晋书·戴逵传》首次把“折巾角”和“东施效颦”两个事件联系到了一起：“若元康之人，可谓好循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
（房玄龄等撰《晋书·戴逵传》卷九十四）批评其“徒贵貌似”的舍本逐末行为。
到了唐代，就出现了较为直接的批评：“与夫垫巾效郭，易名同蔺者，岂不远哉？是亦见谬也。”
（韩愈《三器论》）从“东施效颦”到“易名同蔺”，实质上是从“仿效”的层面延伸到了“易”的层面，“仿效”只是单纯的行为上的摹拟，本我还在，而“易”却是彻底抛弃本我的特质，试图伪装成另外的一个人。相较之下，后者的改变程度更大，批评意味也更加深刻。
明人吴之甲有感于明代诗文创作中摹拟剽窃之风盛行，更是以激烈的口吻对一味盲目仿效“林宗巾”的行为及类似性质的事件进行批评：“世俗摹仿态，甚堪嗤鄙。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角以为林宗巾。谢安偶执蒲葵扇，士庶竞慕，扇价数倍。此时有达者介其中，肯折角耶？肯执扇耶？夫古贤喆亦有寸瑕尺璺，如林宗之巾，谢安之扇，多矣！学者须反而求诸理，质诸心，勿漫为仿效，类黎宗孟之称模画手，王无咎之号转般仓也。”
（吴之甲《静悱集》卷四，清乾隆四年吴重康刻本）吴氏对这种不得其神而一味摹仿的态度是嘲笑鄙夷的，认为真正好学有识之士应该返本逐源，求其神理，明其本心，而不能流于表面的虚浮仿效，这类人就好像人们把黎宗孟称为模仿绘画的能手，王无咎被称为转般仓（注：宋代实行转般法，在泗、楚、真、扬四州所设的仓库，用以卸纳东南六路漕粮，再换船运至京师。《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宋徽宗政和元年”条：“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铸当十大钱为当三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一样，只是一个摹仿的工具和转运的器具，毫无益处。
三、 “林宗巾”意象之文学演变
“林宗巾”在文化层面虽然朝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但除了类似吴之甲这样针对一味跟风式的摹拟行为进行批判外，大多数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中运用“林宗巾”典故时，都是源出本意，表达赞美褒扬之情。
一方面，文学创作中作者喜用其本事、本意，尤其是写到和“遇雨”“荡桨”“清泉”等与“水”相关的场景时，往往会提到“林宗巾”，且通过与之相类的优美意象进行组合，来衬托环境之清幽，反映游弋其中的人物之清雅，极力营造一种具有画面感的“画境”。有描写郊游，以“荡桨”写环境清幽，以“垫巾”写悠游自乐的：“荡桨远从芳草渡，垫巾还傍绿杨堤。”
（《城南》，胡宿《文恭集》卷四）“桨打甫里船，角垫林宗巾。”
（《曹云西山水》，王远《梧溪集》卷五）有反其意而用之，写晴光日好，无冒雨折巾之烦恼：“晴光微逗，既无折巾冒雨之嫌；云气成阴，不作赤脚踏冰之想。”
（《杨以哉先生招同泛舟观白莲花序（甲戌闰五月十四日）》，章藻功《思绮堂文集》卷三）更有以清泉涤巾、细雨垫巾来暗喻寄赠对象人品高洁雅净的：“西林独鹤引闲步，南涧飞泉清角巾。”
（《送刘十》，杨炯《唐音》卷三）“细雨垫巾过柳市，轻风侧帽上铜堤。”
（《公子》，杨亿《西昆酬唱集》卷上）等等。“林宗巾”典故在此类文学作品中的运用，只是较为表面化地满足文学创作的需要，其具象化的形象与源出典故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实指性较强。
另一方面，随着离本事出现的年代越来越远，其文学意涵在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手中得以丰富，源出时自身所带有的物质性、实指性内容逐渐削弱，即“头巾”这一实物性的特征及功用开始模糊，而典故自身所承载的人物品性特质却逐渐加强，使“林宗巾”慢慢演化为一个以郭泰为范本而更为典型化了的概念性、象征性文学符号。文人往往出于作诗、属文的需求，用一些具有类似共性特征及“名人效应”的事物与之对举，营造一种具有整饬感的“诗境”。兹举数例如下：
莫春已办曾点服，急雨又垫林宗巾。（《春晴》，曾几《茶山集》卷八）
甘此陋巷瓢，垫乃林宗巾。（《雅峰以岁暮诗属和次韵》，王相《友声集》清籁馆存稿）
雨垫林宗巾，风落孟嘉帽。（《幽居记今昔事十首以诗书从宿好林园无俗情为韵》，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十六）
唯安莱芜甑，兼慕林宗巾。（《赠周散骑行嗣三首》其二，吴均《吴均集》）
仙人葛陂杖，居士林宗巾。（《再以事于役邵州作》，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一百四十四）
会看神授如椽笔，莫改家传折角巾。（《示元用》，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
当天气始肃，寒英盛开，被鹤氅衣，戴折角巾，携九节杖，巡行圃中，见幽姿劲质……
（《爱菊说》，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八）“林宗巾”和与之对举的此类相似典故，在这里已基本脱离了故事源出时的实指性内容，成为了某種象喻符号：精神方面，将其与“陋巷瓢”“莱芜甑”“如椽笔”对举，象征寒士安贫乐道的气节；形象方面，与“曾点服”“孟嘉帽”“叔子裘带”“鹤氅衣”对举，称扬才子雍容洒脱的风姿；性情方面，与“陶潜巾”“葛陂杖”对举，暗喻隐者孤高清洁的品行等。至于借以对举之事典，也往往具有“名人效应”，且在某一点上和郭泰有契合之处。作者们在此舍实用虚，舍形取意，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完成了“林宗巾”从典故到文学意象的演变。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林宗巾”不载于蔡邕《郭有道林宗碑》，却首次出现于范晔《后汉书》，当与汉末“碑志”与南朝“史传”两种文体自身特点不同有关。
相较于“史传”而言，“碑志”往往以议论咏颂为主，是对墓主人一生盖棺定论式的评价，篇幅一般较短，行文结构上重议论而少叙事，语言风格上多庄重典雅而少轻快俚俗。蔡邕所作《郭有道林宗碑》，即“在写法上多叙事咏颂相间而以咏颂为重”（《汉碑文学研究》）；而“史传”的写作则不然，往往写实性、故事性更强。因此之故，故事性和日常性较强的“林宗巾”典故出现在范晔的《后汉书》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范晔著录此事，也和南朝时士人盛行戴头巾之风有关。作为“名士”之风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对日常服饰及穿着打扮的过度讲究，出于身体因长期服食五石散需要“行散”发热的原因，魏晋名士往往会选择比较宽大的舒适衣物，相较之下，“头巾”是比“冠”更加日常化且舒适度更高的一个选择：“从东汉开始，巾开始大量被士人服用，有的贵臣还戴巾礼见朝会，直至魏晋南北朝，引发了汉服历史中第一次头巾流行。”
（《汉服论》）准此，也就不难理解范晔在撰写《郭太传》时，何以会专门提及“林宗巾”之事了。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