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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蒋寅
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选择在每个时代都是使群体困惑的问题。而当处在改朝换代之际尤其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刻，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清初士人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和钱谦益、吴梅村为代表，明显分成遗民和贰臣两大营垒，各自的命运和选择所带来的荣耻毁誉，后人自有定论。复杂的是候方域，同时代的孔尚任作《桃花扇》传奇，把他写成个有气节、隐循以终的烈士，而欧阳予倩改编此剧时却把候朝宗的形象变成了“两朝应举”的变节者。60年代后，“投降变节”之说遂成了定论。何法周、谢桂荣二先生发表在1992年第二期《文学遗产》上的《候方域生平思想考辨》一文，以细致的事实考证，令人信服地说明候朝宗的两次应试完全是出于清廷的逼迫，而他却始终未就范。“坚决不向清方敢节”，从而澄清了侯的所谓“变节”问题。
弄清侯朝宗的出处问题的真相，作为传记研究中的一个事实辨正，当然是很有意义的。我本人也很佩服两位先生考证的精当。可是我当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推原他考辨此事的动机、欲以证明的问题，就发现，他们的判断，有一个前提在支持：如果侯朝宗应试出仕，那么就难辞投降变节之咎。换言之，《考辨》一文的潜在话语是：应试出仕属变节行为，丧失气节，品行卑污。也许两位作者没想这么多，但很显然，这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不是某个人的观点，从侯朝宗之世直至今天，人们都是这么看的，甚至更早到元代人们就是这么看的。因为这不光是两朝贰臣，而且屈事异族，有汉奸之嫌。至今这种观念仍左右着我们对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方回、王沂孙的仕元，吴梅村、钱牧斋的仕清都被视作是可耻的污点。侯朝宗的污点如今被两先生洗刷，他们就将永远背负着一种耻辱吗？所以我要谈的问题并不是针对何谢两位先生的，不如说是针对学术界固有的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参照系。
我总是奇怪，为什么时至今日，“异族”偏见仍横亘在我们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似乎没有人对韩非子的仕秦、萧何、张良的仕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的仕唐略加非议。因为那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更主要的是他们效忠的仍是汉人，不是异族。这里我不想搬用“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云云的现行理论，也不想从近代国家形态的学说来谈论历史问题。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所谓不事新朝、不事异族（这常被人们与民族气节、爱国主义联系起来），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说穿了，是家臣之忠和民族优越感。从夷齐的不食周粟到谢叠山的绝粒于大都，千古信奉的都是一个观念：受一朝的恩典，享一朝的荣华，便要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正像父子的名分不能更改一样。因为一切都是皇上赏的。从传说中的夏禹传位其子后，天下便成了君主独自拥有的东西。新王朝的诞生总是从旧王朝手中夺取天下，所以天下递为姬、嬴、刘、司马、李、赵、朱等家的天下。这就是《礼记·礼运》所说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然而，人总要生存，旧王朝覆灭时，臣民不可能“靡有孑遗”；况且这里面还有个生存境遇优劣的问题，否则便不会有“奚我后”的渴望，也不会有“来了救星共主党”的歌唱了。就明清之际而言，连老百姓都不愿做朱家的子民，要随李闯王造反；士大夫如陈之遴在四申之变中作《燕京杂诗十二首》，“局外快心之语多，故国旧君之感少”，王子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战国之后“士食田”就没有了），只能靠学而优使自己的身分由士转变为仕。躬耕自食、隐居求道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既不理想，也不现实。在任何时代，生存的需要都将推向封建王朝的官僚体制，而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更将他们推向英明可靠的统治者。在那种鼎革之际，书生要找出路，必然要依靠有力的主宰。而皇太极、多尔衮、福临、玄烨几代统治者的英明练达都非明代末期的昏主可比，做范文程还是做史可法，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也影响及天下民生。宋荦《筠廊二笔》记载他所看到的范文程奏本，就非常称赞范的建议对安定天下、减少兵燹破坏起到良好的作用。按照儒家大同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清人孙希旦《集解》注：“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这虽是儒家对原始社会形态的美化虚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既然天下不应该是一家的，而是公众的，须以贤能的标准选择主宰（在现代是政府），那么在民族和文明力量的竞争结果面前，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可以为明代政治的黑暗腐败而愤慨而扼腕，也可以为顾炎武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发奋图细，谋求改造文化的出路而振奋，但又有什么理由责难晚明士人的仕清呢？难道都要他们效死于靡烂的南明小朝廷，成为左良玉、史可法那样的殉葬品吗？
